來源：生命時報
王進，清華大學附屬北京彰裕醫院副院長
我的父母是醫生，我的父親（注：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忠）從事神經外科工作，我的母親是兒科醫生，我的兩個姐姐都是醫生，是以我走上醫學之路是很自然的。受父親的影響，我也選擇了神經外科領域。
1978年進入北京醫學院，1983年考入首都醫科大學神經外科研究所學生。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國神經外科專業還很落後，無論診斷或治療、裝置還是概念，都遠遠落後于國外。當時，父親也想讓我出去學一些技術，是以畢業後，我去了美國留學。
從出國留學到工作，我在美國待了30年。我是第一位獲得美國神經外科協會認證的中國醫學生，改革開放後成為臨床神經外科醫生。在1990年代，我想回去，但考慮到如果我這樣做了，可能很難發揮我所學到的東西和我所學到的東西。我學過神經外科，國内的手術器材、器械、用品等方面與國外的差距還是非常大的。事實上，不僅是神經外科，整個醫學領域與歐美都有差距。例如，一些複雜的顱面惡性良性腫瘤，甚至有些需要橋接腦血管疾病，在國内做得較少，但當時在歐美這些手術已經很受歡迎。
我在海外行醫，每年回家探望家人。中國經濟蓬勃發展我一直以來，我一直在關注國内醫療領域的進步。2008年，北京成功舉辦奧運會。此後，在北京、上海等國内一線城市的大型醫院中，各種硬體設施、醫療裝置不斷更新。我發現許多醫院手術室都是全新的，硬體幾乎與歐洲和美國一樣好，有時甚至更好。以神經創性手術治療帕金森病和麻痹性震顫為例，由于供應限制，2000年之前在中國很少進行;2008年國内高新技術企業開發出相應産品後，在國内經營發展較多。
2008年就像一個轉變，從此，國内醫療行業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這幾乎與國内經濟發展同步，正是因為國家富裕，是以包括省市的大型醫院，建立樓房不斷拔地而起，裝置、裝置越來越好。2014年我受邀參加清華大學附屬北京清華昌宇醫院的籌備工作，開始投身國内神經外科業務。我們當時購買的裝置與我在美國西雅圖使用的裝置相同或更好。目前，我司每年的手術數量為900~1000例，其中絕大部分是從醫院到難治手術。在髓鞘惡性良性腫瘤手術方面，我們的部門已成為中國最大的手術中心之一。
在美國多年，回國也有七八年了，相比國内外醫療行業，我有一些經驗。首先，在平衡方面，我們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中外大城市大醫院差距縮小，部分地區甚至超過，但發展存在不平衡，甚至在省級層面，而在北京和上海，差距還很大。在美國，不同地區的醫院之間沒有太大的差別。
有一些細節。例如，當一個病人出院時，醫院會開具賬單，我發現醫療服務費太低，不到美國的1/10，有時甚至隻有1/20。我認為這是對醫生和醫務工作者價值的嚴重低估。在醫療教育訓練方面，與國外醫生教育訓練模式相比，目前國内住院醫師教育訓練模式流動性相對較低。
中美兩國在醫學領域的差異也很重要。在我國，公立醫院占主導地位，美國大多數醫院都是私立醫院，但非營利性醫院比營利性醫院多得多。這不僅是稅收政策不一樣，而且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醫療行業與其他行業不同，其主要追求是挽救患者的生命，提高患者的生活品質，而不是追求最大的經濟效益。如果你告訴病人，醫院賺的錢最多，你可能不一定更喜歡醫院。希望政府能繼續加大對醫療事業的投入，使公立醫院不再把追求經濟效益作為首要任務，讓醫務人員更加注重提高醫療品質，惠及更多人。
健康在美國和中國是一個永恒的話題。最後，我想說的是，我們必須把健康作為他們的主營業務，成為自己的健康主宰，而不是依靠其他人，包括那些大專家。我們可以做的很多事情，比如多運動，定期體檢，發現問題就是長期診斷、早期治療等，都是自己負責的。（本文作者：董長熙）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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