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生命时报
王进，清华大学附属北京彰裕医院副院长
我的父母是医生，我的父亲（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从事神经外科工作，我的母亲是儿科医生，我的两个姐姐都是医生，所以我走上医学之路是很自然的。受父亲的影响，我也选择了神经外科领域。
1978年进入北京医学院，1983年考入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研究生。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国神经外科专业还很落后，无论诊断或治疗、设备还是概念，都远远落后于国外。当时，父亲也想让我出去学一些技术，所以毕业后，我去了美国留学。
从出国留学到工作，我在美国待了30年。我是第一位获得美国神经外科协会认证的中国医学生，改革开放后成为临床神经外科医生。在1990年代，我想回去，但考虑到如果我这样做了，可能很难发挥我所学到的东西和我所学到的东西。我学过神经外科，国内的手术器材、器械、用品等方面与国外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事实上，不仅是神经外科，整个医学领域与欧美都有差距。例如，一些复杂的颅面肿瘤，甚至有些需要桥接脑血管疾病，在国内做得较少，但当时在欧美这些手术已经很受欢迎。
我在海外行医，每年回家探望家人。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我一直以来，我一直在关注国内医疗领域的进步。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此后，在北京、上海等国内一线城市的大型医院中，各种硬件设施、医疗设备不断更新。我发现许多医院手术室都是全新的，硬件几乎与欧洲和美国一样好，有时甚至更好。以神经创性手术治疗帕金森病和麻痹性震颤为例，由于供应限制，2000年之前在中国很少进行;2008年国内高新技术企业开发出相应产品后，在国内经营发展较多。
2008年就像一个转变，从此，国内医疗行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这几乎与国内经济发展同步，正是因为国家富裕，所以包括省市的大型医院，新建楼房不断拔地而起，设备、设备越来越好。2014年我受邀参加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昌宇医院的筹备工作，开始投身国内神经外科业务。我们当时购买的设备与我在美国西雅图使用的设备相同或更好。目前，我司每年的手术数量为900~1000例，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医院到难治手术。在髓鞘肿瘤手术方面，我们的部门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手术中心之一。
在美国多年，回国也有七八年了，相比国内外医疗行业，我有一些经验。首先，在平衡方面，我们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中外大城市大医院差距缩小，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但发展存在不平衡，甚至在省级层面，而在北京和上海，差距还很大。在美国，不同地区的医院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
有一些细节。例如，当一个病人出院时，医院会开具账单，我发现医疗服务费太低，不到美国的1/10，有时甚至只有1/20。我认为这是对医生和医务工作者价值的严重低估。在医疗培训方面，与国外医生培训模式相比，目前国内住院医师培训模式流动性相对较低。
中美两国在医学领域的差异也很重要。在我国，公立医院占主导地位，美国大多数医院都是私立医院，但非营利性医院比营利性医院多得多。这不仅是税收政策不一样，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医疗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其主要追求是挽救患者的生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不是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如果你告诉病人，医院赚的钱最多，你可能不一定更喜欢医院。希望政府能继续加大对医疗事业的投入，使公立医院不再把追求经济效益作为首要任务，让医务人员更加注重提高医疗质量，惠及更多人。
健康在美国和中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把健康作为他们的主营业务，成为自己的健康主宰，而不是依靠其他人，包括那些大专家。我们可以做的很多事情，比如多运动，定期体检，发现问题就是长期诊断、早期治疗等，都是自己负责的。（本文作者：董长熙）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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