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昆明市反家庭暴力婦女庇護所正式挂牌成立，已經過了12年；昆明市救助管理站管理處副處長褚俊秀擔任庇護所的負責人，也有了12年。
12年間，褚俊秀見過很多被家庭暴力傷害的婦女。在她10平方米左右的辦公室裡，家暴受害者們對着褚俊秀，往往難掩激動，傾訴其經年的不幸：有人衣着光鮮、身份體面，但被衣物遮蔽的皮膚青紫一片；有人被丈夫打成骨折，卻擔憂影響孩子的前途不敢報警；還有人在被丈夫打出家門後無處可去，帶着孩子三番五次回來找她……
這些婦女不全是來自昆明，“雲南省内、省外的婦女，我們同樣都接收。”褚俊秀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1995年，我國第一家反家暴婦女庇護所成立，此後大量家暴庇護所出現，主要依托民政部門救助或福利機構設立。截至2016年，全國已有庇護場所2000餘家，但這些庇護所知曉率低、庇護人次極少，據全國婦聯資料顯示，2015年整年提供庇護服務僅有149人次。為此，不設編制，也不劃撥經費的昆明市反家暴庇護所營運情況顯得極為難得，12年中，褚俊秀和救助管理站10名女性員工，接待了1196名受害者入住，并為2700餘人提供了反家暴咨詢。
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昆明市救助管理站收留了許多無家可歸的流浪乞讨人員和滞留春城的湖北人，反家暴庇護所也因防疫要求不得不暫停收留需要庇護的婦女。在此期間褚俊秀不時收到婦女們的庇護請求，“我們隻能建議她們去旅館、親戚家或者朋友家。”
褚俊秀坦言，她和同僚們已在能力範圍内幫助這一群體，但庇護所能發揮的作用依然有限。“畢竟這塊工作不是我們的本職。”褚俊秀有些無奈。
2008年11月，昆明市反家暴庇護所挂牌後，昆明市人民政府救助管理站将女性收容區域内的三間屋子分離出來，專用于家暴受害者們的庇護場所。最初幾年，昆明市的派出所、社群遇到了遭受家暴侵害的婦女，就會送來庇護所，還有一些受害者自己找上門來。有婦女來申請庇護，褚俊秀會帶她們去救助站，讓她們了解庇護所的真實條件。
庇護所一共設有八張床位，其中一間屋子設了四張床。“因為有的婦女來尋求庇護，還會帶上她們的孩子。”褚俊秀介紹。
三個約20平方米的獨立小屋，一個鐵皮櫃隔開了救助管理站正常的收容房間。小屋的窗戶和走廊處都裝上了防止墜落的鐵欄杆，窗戶不設窗簾、屋内擺設了沙發茶幾和起到隔斷作用的鐵皮櫃，繞過鐵皮櫃，是擺放在房間深處的床位。除此之外，受庇護的婦女将與收容所的婦女們共用洗漱、就餐等區域。
12年來，2010年至2014年期間來庇護所的受害者最多，平均每年有100餘人入住，人少的時候，一年也會接收50-60人。
負責收容所女性入住登記的從業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受害者們來到庇護所後，首先由收容所的醫護人員做檢查，通常會對受傷處做些簡單的包紮。受害者決定入住後，庇護所從業人員再進行基本資訊的登記。
“自願入住，自願離開。”這位從業人員說。在她的印象中，3-5天是她們普遍停留的時長。
走到庇護所的婦女，基本都受到了嚴重的家庭暴力和身體侵害。“除了需要庇護身體的場所，她們同樣需要來自法律、醫療、心理、就業等方面的援助。”面對這些求助，褚俊秀也會替她們聯系醫院、婦聯、心理和法律方面的援助，但她也承認，眼下各部門之間形成機制的關聯更亟待建立。
由于庇護所居住條件有限，褚俊秀會建議一些有條件的家暴受害人另擇住處，但她發現，決定留下來的人，更多“沒有别的選擇”。她們通常是外地人，“嫁到昆明的女性，來自社會底層、沒有收入，沒有學曆。”褚俊秀認為，這群在各方面都屬于弱勢地位的女性，更容易在遭受家暴後“無處可去”。
住下來的三五天，家暴受害者們往往還面對很多人生的難題：是修補還是放下這段感情，婚姻能不能繼續下去，孩子怎麼辦，财産應該怎麼分割……“她們很茫然的時候，我們通常推薦她們去婦聯的婦女權益中心。”褚俊秀說。
褚俊秀 （農健/圖）
2008年剛擔任反家暴庇護所負責人的時候，褚俊秀對“家暴庇護”的概念知之甚少，一開始受害婦女向她哭訴時，她總是難以将情緒從她們的悲慘境遇中抽離出來，後來，見到的受害者越來越多，她逐漸了解了家暴和庇護的複雜性，“根本不可能期望一個受到家暴的婦女，來我這裡住幾天，我陪她聊聊天、寬寬心就能解決問題”。
“家暴有了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第一次打人後，丈夫可能跪在她們的面前痛哭流涕，但第二次喝了酒，他就又開始動手了。這不是妥協就能解決的問題。”她發現。
褚俊秀對一位來昆明務工的貴州婦女印象很深。她曾頻頻遭受丈夫的毆打，丈夫喝了酒、他有了外遇、她沒生男孩，都能成為這位婦女走進庇護所的理由。她一次次走出庇護所，又一次次回來。“找我六七次後，我們隻能建議她與丈夫保持距離回老家。”褚俊秀說。
但在更深層次的反家暴幹預層面，她和同僚們則顯得“力不從心”，畢竟本職工作是救助流浪乞讨人員，反家暴工作隻能“憑一份愛心”盡力而為。
目前，多地庇護所的主要模式是以婦聯為核心，民政部門、醫院、司法機構聯合構成。但現實層面對家暴受害者的幹預和支援，依然較為孤立。褚俊秀希望各個行政部門之間建立一個反家暴的固定機制，“将支援機制以穩定形式确定下來”。
昆明市婦聯權益部的相關負責人楊書軍對南方周末記者坦言，由于庇護所由民政局管理，目前的确沒有固定的工作機制。
據楊書軍介紹，婦女受到家暴後，一般都需要報警，由派出所出警進行驗證和調查，走法律程式維護權益。如果婦女們還需要心理援助或法律援助咨詢，則由婦聯出面提供。目前，昆明市婦聯就反家暴的工作，同昆明市檢察院、法院都維持着良好關系，“時常會開一些協調會議”。
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向榮也認為，解決反家暴等諸多問題的确需要多部門關聯。向榮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了一套較為理想的合作模型，由社群社工關聯多方資源。
家暴一旦發生，受害者找到社群社工，社工與其接觸後對其身體、心理和精神狀況進行評估，再制定受害者的幹預方案，“評估以後，再來确定她是不是需要離開家庭，是不是需要到庇護所來。”向榮說。整個幹預過程，以社工為圓心，聯系包括司法、婦聯、醫院、庇護所在内的多方資源，替受害者們争取幫扶。
12年來，褚俊秀一直希望與受害人群體保持聯系，但絕大多數受害人在走出庇護所後，都希望将庇護所前後的經曆從記憶中抹去。“對她們而言，這是一段隐秘又傷痛的經曆。”褚俊秀說。
“庇護所隻是一個小小的港灣，暫時給這些婦女們脫離原來的環境，讓她們得到一些安慰，僅此而已。”褚俊秀說，更多時候，每個家庭依然需要面對各自的幸運和不幸。
而楊書軍發現，即便在昆明反家暴庇護所，這兩年遭受家庭暴力要求庇護的婦女，同前些年相比數量又有所下降。反家暴庇護所雖然在現實中能夠給無助的女性提供一個避風港，但的确也面對種種問題：如環境不夠私密。有些地方庇護所的受害者不得不與普通被救助人員住在一起；很多庇護所也受困于人員編制、經費有限等問題，無力向受害者提供更多心理、法律等方面的系統性支援。
2020年12月22日，因工作原因，褚俊秀很快就要從反家暴庇護所負責人的崗位上離開，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希望将來庇護所能有更好的條件，向那些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女性提供更溫馨、更私密的庇護環境。
（應受訪者要求，楊書軍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汪徐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