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全國各地風起雲湧，紛紛加入起義風潮。江蘇的辛亥革命是從上海（上海當時歸屬江蘇）開始的。接着是蘇州、江陰、常熟等地。南京相對較晚，到11月8日才發生一打雨花台的戰鬥。此時漢口已經失守，武昌也岌岌可危，南京成為辛亥革命能否勝利發展的關鍵。
辛亥革命雨花台之役陣亡人馬冢
武昌起義後的形勢
武昌起義爆發後，設在上海的“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召開緊急會議，商讨策動上海、南京等地起義。
11月3日，上海率先發動起義。陳其美組織一支敢死隊沖鋒陷陣，攻打江南制造局。但其本人在戰鬥中不幸被俘，到4日上午，起義軍拿下制造局，在廁所旁的一間房間裡救回他，“同志們打開鐐铐，放下發辮，他已經手足麻木，不能走動”。
之後，蘇州、江陰、常熟、海門、通州，數日間，長江下遊數百裡戰略要地相繼被革命黨人拿下。
南京，當時稱江甯，連接配接吳楚，控扼南北，是中國東南的軍事重鎮和政治中心，如果攻克此城，必将造成極大的政治、軍事影響。
但清廷在南京的力量很強，在城内外，駐紮着巡防軍、總督署衛隊、旗營和由江南提督張勳率領的江防軍，共約20000人，統稱舊軍，大多盲目效忠清廷。隻有新軍第九鎮（相當于師），革命力量較強。
1900年庚子事變後，清廷被迫推行新政，1905年在江蘇建成新軍第九鎮，使用新式武器。但清廷沒想到的是，新軍成為革命的溫床。江蘇、安徽、福建等省很多有革命思想的知識青年報名從軍。一些革命黨人為了取得軍權，紛紛參加進去。他們在新軍部隊裡開展活動，吸收同志，發展官兵加入革命黨組織。就新九鎮來說，其核心人物，就是駐南京的第九鎮十七協三十三标标統（團長）、鎮江人趙聲。
趙聲先後吸收數十名第九鎮中下層軍官及南京江南陸師學堂等校的師生柏文蔚、冷遹等人加入同盟會，吸收的士兵更多。但在1906年12月清廷在血腥鎮壓萍、醴、浏起義後，加強對長江沿岸各省的防範。在嚴峻的形勢下，趙聲不得不離開部隊，前往廣東，柏文蔚前往吉林，其他人或雲流星散，或隐身部隊中，停止活動。武昌起義爆發後，第九鎮中的革命黨人與中下層官兵軍心振奮，躍躍欲試，也圖起事響應，但苦于無能人上司。
為策動南京武裝起義，“同盟會中部總會”于10月25日，派遣柏文蔚、範鴻仙搭乘滬甯客車，前來南京。他們利用柏文蔚舊日的老關系，與新軍第九鎮官兵聯系，制定計劃，準備在10月31日舉行起義。
但就在這時，兩江總督張人駿對新軍加強防範。他一方面給舊軍增發槍彈，并下令調原駐防浦口的張勳江防軍全部過江入城；同時下令收繳新軍官兵的彈藥，每人隻留下衛戍勤務及射擊訓練用的3-5顆子彈。接着，他又下令第九鎮新軍于10月29日開拔出城，到南京城之南、離城約60多裡的秣陵關駐紮。第九鎮統制徐紹桢在無可奈何下，委曲求全，将駐南京各标營編成一戰時混成協（相當于旅），約7000多人，于10月28日晚出城，29日正午抵達秣陵關紮營。柏文蔚的起義計劃被打破了。
南京成為辛亥革命能否勝利的關鍵
新軍出城，來到秣陵關後，官兵都被激怒，把刺刀、馬刀一律開口，準備肉搏沖殺，恨不得立即奔赴戰場，一顯身手。在新軍第九鎮官兵被調往秣陵關後，南京城中更加混亂，張勳江防軍關閉各城門，大肆搜捕、屠殺革命黨人與一切可疑人員。
這時，武漢的革命軍遭到清廷北洋軍的猛烈進攻，于11月2日失守漢口，形勢危急。作為首義之地的武昌一旦失守，必将給全國的革命黨人以沉重的打擊，甚至可能使全國的革命形勢發生逆轉。
在武昌的宋教仁連電上海的同盟會中部總會陳其美等人，要求上海與江蘇、浙江地區盡快舉義，以解武昌之危。南京成為辛亥革命能否勝利發展的關鍵。
在這危急之時，同盟會中部總會連續派遣陶遜、範鴻仙、柏文蔚等，到第九鎮，對徐紹祯等進階軍官，開展工作。第九鎮官兵也不斷派代表到鎮司令部，要求徐紹桢“請速舉事”。徐紹桢雖為清廷将領，但也早受到革命風氣的影響，心早為之動。他在日本明治大學留學的兒子徐承庶也寫信給他，說：“中國者，四萬萬人之中國，非一姓之中國也，與其忠于一姓一人，何如忠于四萬萬人。古之忠臣烈士，有殺身成仁者，其志在救國救民也，初非專為一姓計也”。徐紹桢決心起義。第九鎮官兵被進一步發動起來。
11月4日之後，上海、蘇州、無錫、杭州等地相繼被攻克，宣告獨立。消息傳來後，徐紹桢認為“時候到了”。他一面派遣華彥雲等人赴上海，找滬軍都督陳其美，請求接濟子彈；一面派人化裝進入南京城，秘密聯絡舊軍中的友人，動員他們做好起義的内應，約期11月8日夜間起義。
11月6日，第九鎮官兵得到駐防鎮江的第九鎮第十八協官兵，将于11月7日起義的消息，大受鼓舞，紛紛請戰。徐紹桢乃指令沈同午為前線總指揮官，率混成協，于11月7日午後1時下移營指令，11月8日襲取雨花台。
由于上海方面接濟的彈藥未運到，部隊所剩彈藥寥寥無幾，徐紹桢下令，将子彈全部集中，發給中路進擊部隊第三十四标。但每人隻發到了5顆子彈。
就在第九鎮官兵決定于11月8日夜起義的前一天，11月7日夜，南京城内蓦然發生了蘇良斌等人發動的起義，打亂了他們的計劃。
蘇良斌原是第九鎮馬标的一個排長，因故被撤職後投奔武昌。武昌起義爆發後，蘇良斌作為武昌革命軍政府的聯絡員，于11月3日派來南京，運動新軍，響應武昌起義。蘇良斌在南京城内，聯絡了巡防營與督署衛隊的一部分人，準備在11月7日晚上起義。他派人送了一封信給城外秣陵關的第九鎮新軍。第九鎮官兵接到蘇良斌函後，知事不好，即着原人回信，仍約11月8日夜方起事。然而，回信人當夜未能進城，無法通知蘇良斌。
于是，在蘇良斌的指揮下，城中起義照常在7日夜進行。是夜淩晨3點鐘，蘇良斌以縱火放炮為号，督署附近衛隊及漢西門之巡防營中的起義官兵，共約四五百人，誤以為新軍攻進城内，而同時響應。起義官兵力量太小，遭到張勳血腥鎮壓，戰死大半。城内原來可作響應的軍事力量，被各個擊破，幾乎給一網打盡。11月8日天明時，張勳下令緊閉南京各城門，挨戶搜尋，見了形迹可疑的人便殺，總計被殺者有700餘人。
南京城清軍進入全面戒備狀态，增兵各要塞，固守雨花台等重地。新軍第九鎮混成協官兵不知南京城中情況，仍按原計劃進行。8日午後，中路軍先遣騎兵隊，在隊長李铎率領下，到達花神廟北端，遇從城裡起義而被擊潰退出之督轅衛隊，誤以為内應軍隊已成功，即令揚起白旗，由大路一直北進，為張勳江防營雨花台守軍發現，立遭重炮轟擊，幸好敵射手将炮彈打到了牛首山，未造成重大傷亡。騎兵隊退至花神廟西側高地。但第三十三标、三十四标官兵繼續前進，從三面包圍了雨花台清軍炮台，展開戰鬥隊形，猛烈進攻。
當時，張勳部江防軍防守雨花台，統領張文生是個久經戰陣的宿将。他先是以靜待動，不作理會，等到新軍往前沖鋒、前哨就要接觸時，突然下令集中炮火，作正面射擊，兩側又以機關槍左右掃射，密如雨點，給起義軍官兵很大的殺傷。
8日傍晚5時，沈同午才得到城内已先發難和潰敗的消息，即傳令隻能夜襲，将各标營所有槍彈，全部集中給中路軍三十四标，發給敢死隊每人8顆子彈，戰鬥隊每人5顆子彈。沈同午又指令各路軍，集中攻擊雨花台制高點清軍炮台。
入夜，中路軍進抵雨花台下，發起沖擊，遭清軍猛烈炮火壓制，全标官兵肉搏挺進，傷亡慘重，在彈盡援絕、犧牲嚴重的情況下，誓死不退。前敵指揮官朱履先，揮動指揮刀，多次率衆沖鋒拼殺，均未成功。至11月9日淩晨1時30分，三十四标敢死隊100多人，手持手擲彈，由金陵義冢，匍匐繞過敵堡後方；2時30分，至雨花台南麓200米處，頓發喊聲，令不能禁，遭守軍機槍猛烈掃射，隻好退伏在田埂後隐蔽處，稍事整頓，複使強進，如此反複三次，先鋒隊隊長唐有泰中彈犧牲。最後，第三十四标左翼之一部韓恢等官兵，決心與敵人血戰到底，“盡脫裝具，袒而前，攀登東雨花台，徒手奪其機關槍二門，辄以友軍失聯絡，不能守。隊官漢銘等四十七人死之”。
至11月9日淩晨5時30分，天将拂曉，中央縱隊官兵已疲乏至極，不堪再戰。總指揮沈同午見此情形，隻得下令全軍在大霧的掩護下，退往鎮江。
關于這次新軍第九鎮官兵起義進攻南京之戰，上海《民立報》1911年11月13日報導說：“計是役，馬隊傷亡十餘名，三十四标死百餘名，三十三标廿餘名，炮标十餘名，連工程、辎重，共計不下二百餘名。而防軍亦死亡一百餘名。”
“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
秣陵關新軍起義雖然失敗，但是他們高舉義旗、擁護共和的精神，振奮了全國人心。很快，上海“同盟會中部總會”聯絡江蘇、浙江、上海各地區的力量，組建“江浙聯軍”，推舉原第九鎮統制徐紹桢為聯軍總司令，再次進攻南京，血戰7晝夜，終于在1911年12月2日光複南京。
南京被攻克，使得長江以南各省全部為革命軍所有，同時也鼓舞了武昌與全國各地革命黨人的士氣，穩定了革命軍在漢口、漢陽失守後的戰局，将垂危的清廷進一步推向覆滅。孫中山說：“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
可以說，攻克南京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轉折點。武昌首義前，起義中心主要在東南沿海地區；武昌首義後，湖南最先響應，兩湖地區成為反清的中心；而南京被攻克，讓革命重心再次東移，從武漢轉移到南京，為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奠定了基礎。
南京被攻克後，革命軍将新軍第九鎮起義官兵雨花台之役陣亡的200多位烈士及戰馬，合葬于雨花台東崗，壘築成兩座花崗岩圍圈的人馬土冢，樹碑紀念，成為辛亥革命在南京的一處重要紀念地。
特約撰稿 經盛鴻
校對 徐珩
來源：紫牛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