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天津崇華學會師生合影及章钰著作
遺囑送書 曾存天津中國銀行
張紹祖詳細介紹了章钰身後珍藏的去向。他說，章钰于1937年在北京去世後，當時隻有章钰的三子章元群留在天津。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後，章元群将“四當齋”齋藏的十幾箱金石、碑帖、字畫、名墨、玉石、圖章等存入了天津中國銀行的地下倉庫中保管。1941年底，該行很快被日本人接管。章元群多方活動，通過日本駐蘇州的總理事輾轉找到日本駐天津防衛司令及日本憲兵隊長才允許将文物提走，轉存至金城銀行，到解放後取出。1954年，章氏兄弟奉母命将章钰所遺留的這批文物全部捐獻給國家。
章元善的日記中記載“5月5日，章元善代表家人向當時的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铎遞交了捐獻檔案，6月15日由羅振玉之子羅子奇主持，會同文化部從業人員一起開箱。這些文物當時是從天津運到北京，共計16箱。文化部陸陸續續，曆時半月左右，從中挑揀了具有重要文化價值的文物進行收藏，共計751項”。後來據國家圖書館的從業人員冀亞平說，這其中的金石拓本已由文化部轉交給國家圖書館。經國家圖書館不斷地整理和收集，至今，國家圖書館中的章钰舊藏金石拓本數量頗巨，共計2104種，2495件，其中所藏整幅拓本都已建立了專藏。
關于“四當齋”書籍的處理，章钰的遺囑說，凡有他手澤的要好好儲存，其餘可贈人的若幹種可分送崇化學術機構。鑒于1937年7月天津淪陷後天津崇化學會停辦，全家決定将章钰的藏書贈予和存放于燕京大學。1937年10月23日，章钰之妻章王丹芬女士率章钰子女正式與燕京大學分别以甲方、乙方的名義簽訂了“贈與及寄托霜根老人四當齋遺書契約”，甲方章氏家人将章钰的藏書分“子、醜、寅”三類分别贈送或寄存燕京大學。當時的乙方簽字者還有司徒雷登。雙方約定，藏書中“子類”即手校書、手抄書交由乙方（燕京大學）保管，但可随時取回；“醜類”為善本書包括舊刻本及各家抄本，在乙方圖書館内寄托五年，期限滿後，或取或續存，由甲方依情形而定；“寅類”為普通書籍，完全贈予乙方。按照章氏家人先前約定的要求，此契約與章钰的照片、小傳等在後來顧廷龍編寫的《章氏四當齋藏書目》中一并刊印了出來，與章钰的藏書一起芳澤後世。
後人捐獻 藏書分布北京蘇州
1941年，太平洋戰争爆發，贈送和存放于燕京大學的章钰“四當齋”藏書處于十分危險的境地。章元群利用其社會關系，四處托人打點關照這批藏書，其中有天津金城銀行總經理王毅靈、僞冀東政府頭目殷同、僞聯合銀行總裁汪時璟、天津大收藏家張叔誠等人，章元群直接找到當時僞華北政府教育總署督辦周作人照管這批藏書，使得這批藏書得以保全。
張紹祖說，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燕京大學的圖書館藏全部收入北京大學圖書館中。随着兩校圖書館的合并，章钰“四當齋”藏書中贈予燕京大學的“寅類”書籍則全部歸入了北京大學圖書館。而對于章氏家人寄存于燕京大學的“子類”（561種，4192冊）、“醜類”（376種，2264冊）兩類書籍，章氏家人經商議決定捐獻給北京圖書館（即現國家圖書館）。1952年10月16日舉行了“四當齋藏書”的捐獻儀式，國家文化部為章氏家人頒發了文化部部長沈雁冰簽署的獎狀。而專著《四當齋集》原稿則存于蘇州市圖書館。新報記者 單炜炜 制圖 張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