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天津崇华学会师生合影及章钰著作
遗嘱送书 曾存天津中国银行
张绍祖详细介绍了章钰身后珍藏的去向。他说，章钰于1937年在北京去世后，当时只有章钰的三子章元群留在天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章元群将“四当斋”斋藏的十几箱金石、碑帖、字画、名墨、玉石、图章等存入了天津中国银行的地下仓库中保管。1941年底，该行很快被日本人接管。章元群多方活动，通过日本驻苏州的总理事辗转找到日本驻天津防卫司令及日本宪兵队长才允许将文物提走，转存至金城银行，到解放后取出。1954年，章氏兄弟奉母命将章钰所遗留的这批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
章元善的日记中记载“5月5日，章元善代表家人向当时的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递交了捐献文件，6月15日由罗振玉之子罗子奇主持，会同文化部工作人员一起开箱。这些文物当时是从天津运到北京，共计16箱。文化部陆陆续续，历时半月左右，从中挑拣了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文物进行收藏，共计751项”。后来据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冀亚平说，这其中的金石拓本已由文化部转交给国家图书馆。经国家图书馆不断地整理和收集，至今，国家图书馆中的章钰旧藏金石拓本数量颇巨，共计2104种，2495件，其中所藏整幅拓本都已建立了专藏。
关于“四当斋”书籍的处理，章钰的遗嘱说，凡有他手泽的要好好保存，其余可赠人的若干种可分送崇化学术机构。鉴于1937年7月天津沦陷后天津崇化学会停办，全家决定将章钰的藏书赠予和存放于燕京大学。1937年10月23日，章钰之妻章王丹芬女士率章钰子女正式与燕京大学分别以甲方、乙方的名义签订了“赠与及寄托霜根老人四当斋遗书契约”，甲方章氏家人将章钰的藏书分“子、丑、寅”三类分别赠送或寄存燕京大学。当时的乙方签字者还有司徒雷登。双方约定，藏书中“子类”即手校书、手抄书交由乙方（燕京大学）保管，但可随时取回；“丑类”为善本书包括旧刻本及各家抄本，在乙方图书馆内寄托五年，期限满后，或取或续存，由甲方依情形而定；“寅类”为普通书籍，完全赠予乙方。按照章氏家人先前约定的要求，此契约与章钰的照片、小传等在后来顾廷龙编写的《章氏四当斋藏书目》中一并刊印了出来，与章钰的藏书一起芳泽后世。
后人捐献 藏书分布北京苏州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赠送和存放于燕京大学的章钰“四当斋”藏书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章元群利用其社会关系，四处托人打点关照这批藏书，其中有天津金城银行总经理王毅灵、伪冀东政府头目殷同、伪联合银行总裁汪时璟、天津大收藏家张叔诚等人，章元群直接找到当时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照管这批藏书，使得这批藏书得以保全。
张绍祖说，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的图书馆藏全部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中。随着两校图书馆的合并，章钰“四当斋”藏书中赠予燕京大学的“寅类”书籍则全部归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而对于章氏家人寄存于燕京大学的“子类”（561种，4192册）、“丑类”（376种，2264册）两类书籍，章氏家人经商议决定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即现国家图书馆）。1952年10月16日举行了“四当斋藏书”的捐献仪式，国家文化部为章氏家人颁发了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署的奖状。而专著《四当斋集》原稿则存于苏州市图书馆。新报记者 单炜炜 制图 张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