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岐的書畫藏品主要來自于明代收藏家項元汴，清代收藏家梁清标、耿昭忠、陳定、高士奇、曹溶、卞永譽等人。安岐殁後，其舊藏書畫大多進入清内府，小部分作品散落民間。
在《墨緣彙觀》著錄的作品之外，存有钤蓋安岐鑒藏印章的書畫作品，其中包括安岐鑒藏的南宋冊頁、安岐與友人顧崧互相鑒賞的作品。
安岐 網絡圖檔
另有部分作品，安岐鑒藏印章數量與钤蓋規律失衡、藏品聚散規律與安岐舊藏書畫不符，且多有钤蓋完顔衡永、趙叔彥、何厚琦、完顔景賢等人的鑒藏印章，應是完顔衡永等人僞造經安岐鑒藏的作品。
安岐是清代初期私人收藏家，藏品豐富，存世部分書畫作品中，雖未著錄于《墨緣彙觀》，但钤有安岐的鑒藏印，這部分作品是否真實存在安岐鑒藏環節？
元 王蒙 夏日山居圖軸 故宮博物院藏
在為著錄于《墨緣彙觀》的安岐藏品中，有一部分蓋有完顔衡永等人的印章，這些印章分布雜亂，蓋印的人與安岐所在時代也相隔久遠。
安岐在舊藏書畫之上品題較少，印章的钤蓋更強調以少勝多。舊藏書畫長卷中，鑒藏印章的钤蓋遵循一定的規律，印章钤蓋的數量多于小幅冊頁。
葉森《至節帖》(右一)，黃溥《和韻詩帖》(右二)，趙孟頫《達觀長老帖》(右三)，王立中臨《樂毅論》(右四)，沈右《楷書中酒雜詩并簡帖》冊頁(右五)
像圖中所列的作品上所钤蓋的鑒藏印章的數量與钤蓋方式均呈現出相同的規律，較為可疑。幅尾上钤“北韓安麓村珍藏書畫印”朱文印、下押“心賞”朱文葫蘆印與“安儀周家珍藏”朱文印或“安氏儀周書畫之章”。這種钤蓋的方式在《墨緣彙觀》著錄的其他作品中也較少見到。安岐在著錄文伯仁《江山蕭寺圖》時就曾寫道：“惜其耿氏大印過繁，為圖中之疵耳。”安岐對在書畫上钤蓋大印、并且钤印頻繁應較為反感，絕不可能出現以圖所列的钤蓋方式。其中，安岐是否使用“北韓安麓村珍藏書畫印”朱文長印，則需要進一步考證。
北宋 蔡襄 陶生帖 台北故宮藏
以筆者拙見，完顔衡永等人仿制了安岐的書畫鑒藏印章，由于對安岐的鑒藏印章的钤蓋規律與印章連用習慣不熟悉，才會出現印章累滿全幅的情況，其目的應是為了牟利。正如葉德輝所言：“近代卞永譽式古堂、安岐麓邨、阮文達文選樓，陶梁紅豆樹館，一經收藏钤印，無不價增十倍。“葉德輝又記，收藏家名印散落人間者，為人拾得，好事之徒戲以钤之僞迹。張伯駒也曾記：“項子京、梁清标收藏印章，甚至宋徽宗之玺，均尚在人間。乾隆五玺，以鋅闆仿制更易。”
明 董其昌《葑泾訪古圖軸》 台北故宮藏
從安岐書畫鑒藏印章钤蓋的規律來說，法書冊頁一般隻钤蓋一至兩方鑒藏印章，像“安儀周家珍藏”朱文印、“儀周鑒賞”白文印、“或安氏儀周書畫之章”白文印。在《墨緣彙觀》著錄之外的冊頁中，有部分作品钤蓋了完顔衡永等人的鑒藏印章，這些作品之上，安岐的鑒藏印章钤蓋的數量較少，這就為判斷作品是否經過安岐舊藏增加了難度。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元白珽《武林勝集序》，其上钤蓋引首钤蓋“衡古書屋”朱文印，“譚氏區齋書畫之章”朱文印，與安岐的書畫鑒藏印章的藝術風格十分相似。從這些書畫鑒藏印章來看，完顔衡永等人，即使未得到安岐書畫鑒藏印，亦完全有能力仿造安岐的書畫鑒藏印。
研究書畫鑒藏家舊藏作品的來源與去向，總結出作品聚散的規律，對判斷作品是否某一鑒藏環節具有一定的輔助作用。在安岐的舊藏聚散的研究中，以《墨緣彙觀》著錄之外的作品尤為複雜，這些作品雖钤蓋安岐的書畫鑒藏印章，但卻不是安岐的舊藏書畫作品。
乃是安岐的書畫鑒藏印章流落後人手中，後人為了牟利，就在作品中加蓋印章，以完顔衡永等人為首。若一幅作品未著錄于《墨緣彙觀》，其上安岐鑒藏印章數量較多并有完顔衡永的鑒藏印章，則需要多加警惕。
内容整編自：高澤婷《安岐舊藏書畫作品聚散考》《榮寶齋》2019年9月刊，感謝作者及雜志提供資料，如有問題私信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