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陵博雅寄園子
名與金石同千秋
——馬邦玉生平概述
馬邦玉，生于1762年，卒于1825年，終年六十四歲，字荊石，号寄園，後更号石園，祖籍魚台焦村（今滕州濱湖鎮東焦村），曾祖父馬育楷遷居魚台池頭聚（今滕州大塢鎮池頭集村），馬邦玉時寓居鄒縣西曹社起馬莊（今滕州界河鎮西安樓村）。祖父馬福臻，字聚五；父馬呈麒，字振公，号松谿，恩貢生，候選教谕；兄馬邦錦，字燦西，号桐峰，增廣生；弟馬邦舉，字岱陽，号卧廬，1800年嘉慶庚申恩科第十三名舉人，1805年乙醜科第六十名進士。妻王氏，姬李氏，子四，長星房，次星翼，次星箕，次星婁，均為王氏出。
一、生平履歷
四歲起随祖父馬福臻習字學書，七歲讀經，九歲時馬福臻病，他知馬邦玉幼穎異，天生是一塊讀書的璞玉，臨終前，要求馬呈麟夫婦“須于祖墓前立碑教邦玉讀書”，祖父去世後，父親馬呈麟“友教四方，辄攜玉以從”。至十五歲時，已讀經傳子史數卷、漢魏至明朝詩古文時文數百餘首。十八歲應童子試博取一衿，補為弟子員，成為秀才；二十歲，跟從父親館江南遊江淮為人授書，設教蕭、宿、靈璧間；二十三歲食廪饩（領取祿米）；二十八歲得選拔貢。從十八歲至二十八歲，十年之間共計六試參加鄉闱。二十九歲參加廷試，得取前列，在京師停留學習了一年，以教職即用，是年十月，母親王氏去世。服阙後，1793年秋，三十二歲的馬邦玉被授為費縣訓導，迎父于學署，朝夕侍側。三十四歲時，父親去世，自費縣歸，至池頭集家無屋可栖，在鄒南起馬莊嶽父家小園，馬邦玉“編茅壘石，築室其間，廬可容膝，牆惟及肩，饑寒不能自存”。而長兄馬邦錦又因事下獄，弟馬邦舉正館滕東，“親柩未葬，憂懷不勝，時凜絕續，因名其居為懷續堂，以志哀焉”。三十五歲，往京師請封祖父母、父母；三十六歲，安葬父母于祖林。三十七歲，攝濟陽學篆（代理教谕）；四十歲，嘉慶辛酉科中第四名舉人；四十一歲起，任單縣學署教谕，直至去世。五十六歲，長子馬星房病殁，兒媳殉節；六十一歲，妻王氏故。1825年，六十四歲的馬邦玉被授為登州府教授，未及赴任即壽終于單縣官舍。
二、家人情深
二十九歲從京城歸家時，母親已去世，他悲痛欲絕，仰天長歎道：“嗚呼！玉何辜，天降災罰，合我母子抱恨終身，終不得一見也！”母子情深，可見一斑。三十二歲時授為費縣訓導，他“迎父于學署，朝夕侍側”。五十六歲時長子馬星房病殁，兒媳殉節，他聽到噩耗“悲感之情，莫能自勝”，匆匆從單縣趕回家中，寫下了《谕房兒文》：“我幹天罰，竟爾夭死，意不能言，情何能已。”弟弟馬邦舉沒有中舉前，他寫詩勉勵：“自信貧非病，惟難食不謀。雞窗仍勵志，文史是弓裘。”當馬邦舉從濟州寄到漢碑拓本時，他很是激動：“古人有死友，生死持信義。矧我與弟身，分形而連氣。奈何勢略殊，會合竟不易。有風西南來，泠然心一悸。弟也處西南，應是風之至。”他在《寄弟》一詩中更是以樹枝比喻兄弟的連根之情，“靈根秉厚德，枝葉茂且均。枝枝相比附，葉葉相依因。”
三、勤學好讀
馬邦玉七歲開始讀經，“讀書日數千言”，十五歲時，就已讀經傳子史數卷、漢魏至明朝詩古文時文數百餘首，一生遍覽群書，手不釋卷，于書無所不讀。任教谕期間，有“該員品學兼優，素學孚衆”的評價。在經學方面，馬氏父子以經術起家，深析經學義理，馬邦玉弟子、光緒九年進士、翰林院編修高熙喆就曾說過：“齊魯之經學，半在馬氏也。”可見馬氏在經學方面影響之大。馬邦玉曾用五言詩的形式寫成了《齋中讀書》組詩，對《周易》、《論語》、《孟子》、《尚書》、《春秋》等十三經進行過簡要評價，在最後一首中總結寫到：“士貴通經術，由來先博文。探索聖賢業，用志期不分。”“當知諸典籍，畢世足耕耘。翳餘漸老大，懶慢不能勤。”讀書讀到眼睛生病，足見其勤奮刻苦。在詩歌方面，他“私心慕古”，極為推崇《詩經》、《離騷》及漢魏時的詩，讀詩以是否“發乎性情，切乎倫情”為标準，認為漢代“詩近古意，風氣規模樸略宏遠”，他認為魏時曹操父子及王劉陳徐等人之詩“雄渾古宕，饒有漢風”，青年時期，就搜尋漢魏詩歌二百首，手抄編為二卷，書錄曹植詩九十二首編為一冊，并時時研讀。在曆史方面，他說“餘嘗遍閱二十一史，求其直而公，簡而明，微而顯，信而不誣者”。尤其對《三國志》評價很高，“史如是誠良史矣。”以為該書“質直過相如，勸誡亦勝太史公”。
四、性格磊落
在别人眼裡，年輕時的馬邦玉雖然高才博學，卻是一名“狂生”。他在《論狂》中說：“二十後，南遊江淮，北至燕趙，所與交接，皆目予為狂。”其實他的狂不是恃才傲驕自視清高，更不是狂妄自大喪心病狂，而是在讀書做學問上不苟同世俗，更不因達官貴人而趨炎附勢。當時一些讀書人“好奇逞博，議古非今，目無前人，獨矜私智”，他“欲一挽士習，偕之正道”。也就是說，他是為維護聖賢之心聖人之道，對異端邪說誕妄之論進行抨擊。别人說他狂，他“亦不辭，惟日尋求古人之志，不敢苟同世俗，亦不敢議及先儒。新奇之書目不忍睹，新奇之說耳不欲聞。遇人言經書訛誤、注解錯謬者，必折衷經傳，平心靜氣，苟其說有當，亦嘗敬服。若乃不尊古昔，邪說異議，則力為剖析，不能默守，雖割席反面，見惡于達官貴人，不恤也。”他的性格也決定了他寫的文章“不從時好”，“不随人倡和，又懶慢不加修飾”，是以，他的科舉之路“利名蹇滞”，但他嘗語學者曰：“讀書須蓄道德，能文章。若徒志功名，品斯下矣。”他還說“玉在璞不必勞工之剖，蘭在谷自有信美之芳，讀書作文究何負于我也哉！”其磊落耿介由此可見。他對自己的性格也曾于中年時認真進行了審視，他在《時文自序》中寫到：“予生三十八歲，負性躁急，不能營趨勢位，加以嫉惡過峻，怒氣激詞，發難強制，仕官徑窄，誰為曲容？倘貪冒苟進，至陷刑戮，身殘名滅，何如貧賤？”故一度絕意宦途，并絕意科舉。與其說這是他對自己性格缺陷的清醒認識，倒不如說是他對當時社會狀況的深刻審視。
五、雅好金石
馬邦玉一生愛好金石，對古詩文辭賦字畫雕镌見辄愛之，尤其是碑石古刻，家藏甚富。“自十餘歲時，拓得曲阜、濟甯諸碑；二十後，購得嘉祥、汶上、成武、東平、諸城、肥城諸石刻。山左漢碑見著錄者，備存之矣。後又續得郃陽、廣平、成縣、褒斜、登封、鄢陵、元氏、巴裡坤諸碑，較之前志，十有四、五。”他還“嘗登陡峰，尋曲澗，入林薄，蹑瓦礫，平澗曠遠，極目眺望，遇有舊制，剜苔摩垠，必加辨識”。馬星翼在《家藏漢石刻記》中也說：“家大人好金石文字。凡遇荒村野寺、斷碑殘碣，皆摩挲而誦讀之。其坊間市肆，改刻貌古者，一見辄知其僞。十餘年來，物色兩漢石刻三十餘種，魏晉以下不可枚舉。”他發現收藏的石刻中，最為有名的是三塊漢代石刻。一是楊叔恭殘碑。該石于1816年4月發現，他記到：“石新出钜野之昌邑聚，土人棄置道旁，弟舉見之，為玉言，玉遣兒輩往購以來，移之家塾。”其子馬星翼記到：“今年（1816年）春，家大人在曹郡，叔父自濟上往省，言在道中昌邑聚見一斷石，側刻八分字。…翼承命往求其石，以千錢購得，以牛車于四月初十日舁至堂下。”二是漢永元刻石。1816年9月，“玉因假東旋，道經凫山前之寨裡，于井畔見仆石，側刻永元年号，移置家塾。次年，弟邦舉訪得石後半，井北人家鑿以飼豕，1819年9月，命星翼、星箕購至，合為一石，宛然全璧。”他在《永元刻石題辭》中寫到：“尚友古人我夙願，遺文相饷助清狂，願留石刻千萬歲，後來志士觀之共慨慷。”三是天鳳三年刻石。1817年7月于安馬莊北馬頭山前發現，後移來至家。他對這三塊漢碑“洵堪珍愛”，“列此三石置之一堂，閑中摩挲，供我怡悅，亦敝帚燕石，自覺寶重。”從此便命名他的書齋為“寶漢齋”，自己更号為石園。另有還收得一塊唐天寶老子畫像刻石，1809年8月，在單縣南門路旁發現，也尤為珍貴。馬邦玉還長于古文及金石考訂之學。他見當時的收藏漢碑者，“但取字迹，不顧文意，任意裁剪，多緻失真”，于是對收藏的石刻拓本錄本，“手錄其文，詳考款識及其題名，各為标題，叙其颠末”，後編為《漢碑錄文》四卷，每則碑文之後都各加以考釋品評，共收錄漢碑八十四種，附魏碑三種，是我國漢碑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他對五鳳碑、乙瑛碑、史晨碑、孔宙碑、禮器碑等拓本反複玩味，仔細研讀，時時展玩，寫成了組詩《曲阜漢碑漫題十首》。
六、著述頗豐
馬邦玉平生著述除《漢碑錄文》外，還有《金石寓目記》，《懷續堂文集》三卷，《詩集》二卷，《古意記存》一卷，《寄園随筆》一卷，已于鹹豐十一年毀于兵燹。今《山東文獻內建》中所收錄的《懷續堂詩文集》二卷及《曆代紀年》、《法帖評語》、《名畫記略》、《前哲格言》、《前事偶及》、《漢魏詩題詞》、《韓詩弁言》、《王注蘇詩刊誤》、《詩話拾餘》各一卷，均是由其子馬星翼搜尋輯錄，後經國立山東圖書館屈萬裡、王獻唐悉心保護，而得以流傳後世。
七、其他貢獻。
馬邦玉對文化和教育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他二十歲開始館江南、遊江淮，為人授書，三十二歲起曆任費縣訓導、濟陽代理教谕、單縣教谕，教授生徒無數，許多弟子經其指授，科第相屬。他在費縣建造學舍，在單縣整修鳴琴書院、倡設義學、主持制定義學條規。馬邦玉也關心民生疾苦。面對黃河決口，他寫下《拟治河策》、《塞決河議》，條陳治河之害，提出合理意見；面對繁重的河工納賦，他寫下了《民急篇柬範令》，其中說：“夫價請為初，米價請為殺，此令一己行，四野群感戴，百姓原醇良，願君務寬大。”馬邦玉用詩文描繪了鄒魯的山川風物。他贊美峄山：“東國多名山，鄒峄獨挺秀。萬仞削芙蓉，群嶺尾其後。”他寫染山：“山陰柏森森，山右泉湝湝。下山循龍池，一灣柳最佳。”還記錄下了關于孟廟、畫卦台、伏羲陵、牧仙山等古迹。
綜觀馬邦玉一生，幼時從學，勤于讀書，家貧志遠，性格磊落，雅好金石，著述頗豐，對鄒魯一地文化和教育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最為突出的是他在金石收藏、研究和考訂方面，他發現的楊叔恭殘碑如今存放在故宮博物院，永元碑拓片也收藏于故宮之中，他撰寫的《漢碑錄文》和《金石寓目記》，也成為我國漢碑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正如馬邦玉好友淄川翟蒼岩在詩中說的：“湖陵博雅寄園子，行笥累累香墨紙。耽奇好古窮冥搜，要與金石同千秋。”的确，馬邦玉的名字定當與其發現的金石文物千古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