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齡簡介，房玄齡的故事

(公元579年—648年)，字喬，齊州臨淄(今屬山東淄博市)人，自幼聰敏，博覽群書，有驚人的洞察力。在隋初，一般人根據當時的太平景象，認為隋朝政權将會長期穩定；而他從隋帝“無功德”、诳騙百姓且皇族内部互相傾軋等情況得出結論：隋朝滅亡“可翹足而待”。他十八歲時被推舉為進士，授羽騎尉；後任隰城尉。唐兵進關中，他歸順李世民，任秦王府記室參軍，協助李世民統一中國，取得帝位。貞觀元年(公元627年)任中書令，後任尚書左仆射，監修國史，并受诏重撰《晉書》，受封梁國公。他是唐初着名的政治家和謀略家，與杜如晦、魏征等同是李世民的重要助手。

隋炀帝繼位後濫用民力，揮霍無度，驅使千百萬農民建東都，修西苑，開運河，掘長塹，築長城，通馳道。又數遊江都和巡邊，沿途各地常有幾十萬人迎送，極其奢華。還多次進攻高麗，人力物力耗損巨大，使“耕稼失時，田疇多荒”，水旱災害不斷。短短幾年，隋朝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各種沖突激化，農民起義此伏彼起。一些隋朝官吏也擁兵自重，伺機取隋而代之。義甯元年(公元617年)五月，太原留守李淵在長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等輔佐下起兵反隋，揮師南下，沿汾水進軍關中。

在李世民所部進抵渭水以北時，房玄齡從隰城(今山西汾陽西)趕來投靠李世民，當上了記室參軍。随後，在唐軍入據關中、建立唐朝及李世民揮軍取河隴、北救晉陽、東定中原、攻取河北等統一戰争中，房玄齡均“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給秦王李世民出謀劃策。作戰中，唐軍每殲滅一部敵軍，别人争着尋求珍寶之物，房玄齡則總是先收攬各種人才，安置在幕府之中。發現有謀臣猛将，他便想方設法與之結交。是以，那些謀臣猛将均願為李世民“盡其死力”。在用人問題上，他還常給李世民出主意。例如，杜如晦原是秦王府兵曹參軍，不久遷陝州長史。房玄齡說：“杜如晦，王佐人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李世民接受了這一建議，将杜如晦又調回秦王府。後來，杜如晦與房玄齡一起，跟從李世民東征西讨，參謀帷幄。“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二人配合默契，同心輔佐李世民，為唐朝統一中國立下巨大功勳。

李淵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稱帝後，封長子李建成為太子、次子李世民為秦王、四子李元吉為齊王。李建成忌妒李世民的才華和功績，在李元吉的慫恿策動下，欲謀害李世民。李世民早已看出了他們的陰謀，是以派他的親信行台工部尚書溫大雅和車騎将軍張亮出鎮東部洛陽，以備一旦有變即東出洛陽。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中一天，李建成夜召李世民飲酒，将其灌醉。李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李淵得知後敕李建成說：“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複夜飲。”并對李世民說：“道建大謀，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遷汝還行台，居陽，自陝以東皆主之。”李建成得知此消息後與李元吉合謀認為，讓李世民去洛陽等于放虎歸山，“不可複制”，不如将其留在長安，“取之易矣”。是以，他們說服李淵放棄了原來的意見，仍留李世民在長安。後來，李建成、李元吉在後宮“日夜谮訴世民于上”。李淵竟然相信了，想給李世民治罪，但由于大臣反對而未得逞。李元吉密請殺李世民，李淵沒有同意。

對李世民兄弟之間的尖銳沖突情況，秦王府上下都知曉，但一時無計可施。秦王府考功郎中房玄齡對比部郎中長孫無忌私下說：“現在太子、齊王與秦王之間的嫌隙已很深，一旦發生禍機，不僅是秦王肝腦塗地，實際上也是社稷之憂。不如勸秦王像周公誅管叔、蔡叔那樣殺掉太子和齊王，以安定家國。存亡之機，間不容發，正在今日！”長孫無忌贊同此議，因而進言李世民。李世民還有些疑惑，即召房玄齡謀劃。房玄齡說：“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現在你們兄弟之間的憂危關系，正是你除掉太子和齊王的天賜良機，願大王勿疑。”此後，房玄齡又與長孫無忌、杜如晦等一起多次勸李世民殺李建成和李元吉。李世民又征詢了其他僚屬的意見，才下定決心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發動“玄武門(長安皇宮北門)之變”，射殺李建成、李元吉。當年八月九日，李世民接替李淵當上了皇帝，論功行賞，以房玄齡、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為第一，封房玄齡為梁國公。

房玄齡于貞觀三年(公元628年)當上了左仆射(宰相)。他處理政事盡心盡力，“惟恐一物失所”。他“用法寬平”，深受李世民信任。是以，李世民诏令他主持制訂唐朝律令。他研究前朝的律令後認為：“舊法規定：兄弟分家各居時，有人受封，另外的兄弟不相及；而有人謀反，則另外的兄弟皆連坐死。孫子可以因襲祖父的官爵；而祖父犯罪，孫子則被流放。這些都不符合情理”。他主持制定的唐律共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其中笞刑五等，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等，自六十至一百；徒刑五等，自一年至三年；流(放)刑三等，自千裡至于三千裡；死刑二等，絞刑和斬首。這部唐律比隋律減死刑九十二條，減流刑七十一條，那些削煩去害、變重為輕的條目，多不勝記。他還主持制定唐令一千五百九十條；又統一規定了枷(械頸刑具)、瘿(械手刑具)、鉗(金屬夾具)、瘾(鎖具)、杖、笞等刑具的長短寬窄；還删節唐朝建立以來的皇帝诏令，定留七百條，頒布執行。房玄齡的法制思想與李世民是相同的，是以他主持制定的律令，得到李世民的首肯。

房玄齡崇尚儒學，是以極力推崇孔子。李淵當皇帝時，國學之中的廟堂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飨。房玄齡等建議停祭周公，以孔子為先聖，顔回配飨。李世民诏令執行。

在房玄齡等倡導下，唐朝大收天下儒士，根據他們的學識，分别予以錄用；還擴大各類學校招生。李世民多次親自到國學聽祭酒、博士講授儒學。四方儒士紛紛負書而至長安。

吐蕃、高昌、高麗、新羅等少數民族酋長也派子弟進長安入學。國學之内學生“幾至萬人”，“儒學之興，古昔未有”。唐初形成這種教育興旺的局面，是與房玄齡積極倡導分不開的。

唐太宗李世民晚年好大喜功，濫用民力。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北韓半島上的高麗和百濟聯兵進攻親唐朝的新羅。貞觀十年(公元645年)，李世民不聽勸谏，下诏進攻高麗，分水陸兩軍進兵，水軍由張亮率領，共四萬千人、戰艦五百餘艘，陸路由李癪率領，近十萬人。唐軍進攻高麗受到頑強抵抗，損兵折将，不得不于當年十月撤兵。後來，李世民又改用輪番攻擾的辦法，試圖先疲憊高麗後大舉進攻，結果也沒有得到多少好處，反而激起鄰國的不滿，國内人民怨聲載道。

房玄齡對李世民不恤民力征讨高麗早就有不同意見，但由于李世民獨斷專行丢掉了善于納谏的好作風，且猜忌大臣，動辄殺人，是以他也不敢進谏。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房玄齡病情已十分嚴重，對他的兒子他們說：“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唯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于是，他抱病上表稱：“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次一重犯，必令三複五奏，進素膳，止音樂，(那是因為)重人命也。令驅無罪之士卒(東征高麗)，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憫乎！向使(如果)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内為前代雪恥(李世民東征高麗時稱：‘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利，朕今東征，欲為中國報予弟之仇。’)。外為新羅報仇，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淩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迩安。”李世民見此表奏很受感動，說：“彼病笃如此，尚能憂我國家。”是以，他親往房玄齡府上，“握手與決，悲不自勝”。房玄齡去世後，李世民賜他為太尉、并州都督，谥名文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