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王诤
編者按：在大銀幕上為優秀共産黨人光輝形象樹碑立傳，伴随着新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不論是江姐、趙一曼、董存瑞，還是上世紀90年代的焦裕祿、孔繁森，新世紀以來的任長霞、楊善洲、鄭培民、鄒碧華等等……這些銀幕上的優秀共産黨員形象，感動着一代又一代的觀衆。特别是近二三十年來，英模紀實和扶貧脫困題材中湧現的共産黨員形象分外生動鮮活。
與一般劇情片不同，依據真人真事改編，依據現有的曆史材料描繪典型環境，藝術摹寫、呈現其人其事，且片中主人公就是以傳主的真名示人，都讓這類反映優秀共産黨員事迹的電影，共同彙聚成了意蘊豐贍的共産黨人形象譜系，積極擴充了國産人物傳記片的内涵與外延。
《孔繁森》劇照，高明飾演孔繁森
1994年11月29日，西藏自治區阿裡地委書記孔繁森，在外出視察途中遭遇車禍，以身殉職，時年50歲。消息傳來，舉國哀恸。次年，孔繁森被追授為“模範共産黨員”“優秀上司幹部”稱号。2009年，他當選“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 2019年，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隆重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廣泛組織開展“我和我的祖國”群衆性主題宣傳教育活動的通知》中，他還被授予“新中國最美奮鬥者”的表彰稱号。
1996年6月17日，經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準許，由山東電影制片廠、北京電影制片廠（按片頭字幕）聯合出品電影《孔繁森》在全國公映——1992年，黨的十四大确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随後中國電影體制改革也開始步入全面改革和調整期。作為市場化确立之初的一部主旋律電影，該片的問世不僅同傳主事迹公開報道後的間隔時期不長，開啟了延續至今的“新時期、新英模”的創作範式，更以其獨到的叙事風格，不俗的藝術質感，取得了社會和經濟效益的雙收。在第16屆中國電影金雞獎（1996年)上，該片摘得評委會特别獎，并獲得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等五項提名，最終在最佳男主角、最佳音樂獎兩項上折桂。該片男主角高明還在次年第20屆大衆電影百花獎上，再次摘得最佳男演員獎。
陳國星導演在西藏近影。本文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孔繁森》之于導演陳國星而言，同樣意義非常。這位改革開放後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78班”的一員，從片場場記、導演助理做起，逐漸在80年代後期獨立開始執導影片，并且在90年代以一系列都市喜劇片，為其時觀衆所追捧、喜愛。《孔繁森》是一部由他聯合執導的大銀幕主旋律影片，且大獲成功。此後，他一面拓展自己的劇情片創作，另一面則繼續深耕主旋律，由他執導的《風起雲湧》《我的左手》《第一書記》《郭明義》《鄧小平登黃山》等片，也都取得過不俗的反響。
提起當年的拍攝感悟，剛剛從西藏拍攝新片歸來的陳國星依舊非常感慨。他不僅準确地說出孔繁森書記逝世的日期，還情不自禁地吟誦了段片中的台詞，“天，最低的地方是哪裡，是阿裡；地，最高的地方是哪裡，是阿裡；人呐，最真誠的地方是哪裡啊，還是我們阿裡。”
【口述】
“一定要拍，而且要拍好”，這部電影是“争”來的
1994年11月29日，援藏幹部孔繁森同志因為車禍，以身殉職。随後中央電視台等多家媒體都報道了他的模範事迹。有天晚上，我正好在電視機前看到一部反映他在西藏阿裡地區工作、生活的紀錄片，拍攝的影像比較模糊：孔繁森下鄉考察，他伏在馬背上，因為缺氧，大口大口地喘氣，整個臉都憋紫了……這些畫面讓我非常感觸。特别是得知他生前收養了三名藏族孤兒，一直帶在身邊悉心照顧、教導，讓我非常感動。
陳國星導演在西藏近影
之前沒有去過西藏。一提到那裡，提到“世界的屋脊”，總覺得有一種神秘的色彩，我當時就覺得在那個特殊的自然、社會環境中，孔繁森的事迹反而可以找到一種很實在的依托，這些依托會使那些在現代社會裡不好了解的東西變得可信而感人。于是，我立馬給時任北京電影制片廠上司韓三平打電話，我倆一拍即合：當年涉藏題材的電影還不多，這麼好的題材一定要拍，而且肯定要拍好。
不成想反映到部裡（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才知道全國已經有六家電影廠報了這個項目（笑）。這裡面我們最大的“競争對手”是山東電影制片廠，孔繁森是山東聊城人，他因公殉職的消息媒體還沒報道呢，山東廠那邊就接到了消息，人家着手最早。當年我們北影廠也是據理力争——孔繁森逝世後沒多久，就被追授為“模範共産黨員”、“優秀上司幹部”稱号，這已經不是一個地方英模了，是全國全黨都要學習的對象。這麼重要的人物、重大的題材，各家都“争”破了頭，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田聰明部長就說，你們先去西藏采風吧。
陳國星導演拍攝的藏區照片
韓三平馬上交代下來，一刻也别耽誤，我帶着人馬先進藏，别的不要管，他在北京找投資，做後勤。結果剛到拉薩，巧了，迎頭碰上山東廠的采訪團，我們這邊要去阿裡，他們剛從阿裡回來，大家正好打個照面。最後經過協商，部裡拍闆，電影《孔繁森》由北影廠、山東廠一起搞。
《孔繁森》大概是我個人導演履曆表中第八部電影。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拍了幾部喜劇片，同葛優、陳佩斯等影人合作，七八十萬的投資，都取得了不錯的市場反響。我呢，把它們當成一種“練手”，一方面培養自己在片場的執行力和應變能力，另一方面也讓我明白，市場化大潮中，一個導演不能再高高在上了，拍出來的片子要考慮到觀衆的接受度和口味，要真正做到讓大家喜聞樂見。
《孔繁森》劇照
我們這代人，内心都有一股子“英雄”情結，渴望在大銀幕上塑造剛強、大氣、有力的男子漢形象。我是北京電影學院讀表演系出身，張豐毅、謝園、張鐵林、周裡京都是同班同學。讀書那會兒，我就發現自己拿到劇本後，構思想象情節沒問題，但表演上總是偏重理性，沒有别的同學那麼輕松自如，有點放不開。而且當年我這個形象吧，戲路太窄，工農兵的角色都不大适合，苦悶了一陣子之後，就想自己應該換個位置來思考電影。
從大二開始，我就立志轉行做導演。當年主要是靠自學，去北京琉璃廠淘舊書，當時看了很多蘇聯電影人，特别是普多夫金的導演著作論，他把高爾基的《母親》搬上了銀幕，可以說是繼《戰艦波将金号》之後對世界電影語言又一次重大的革新。是以在拍《孔繁森》前，我内心就有個想法，不能總是在那些歡歡笑笑、打打鬧鬧中繼續下去。電影終歸是大銀幕的視聽藝術，它的巨大的魅力是通過光、色、音響和運動……這些手段來實作的，不隻是情節沖突等戲劇因素。我盼望着拍一部規模宏大的片子，至少在投資 500 萬上下，真正把自己的想法施展開來。
過往拍喜劇片，都是都市題材。拍《孔繁森》到西藏采風，突然之間，你熟悉的高樓大廈、市井人生都不在了，完全是一種陌生的環境，真正是天高雲淡。高原上一望無際，開車幾個小時甚至都看不到人煙，我在那才第一次能感覺到地球是圓的。在那裡，你能感受到一種蒼涼之美、雄奇之美，進而對工業文明、都市文明有所反思。
這樣的環境，往好裡說是“久在樊籠裡，複得返自然”。同時作為人，一個個體，你又感覺到自己太渺小，太脆弱了，你無處遮風避雨，也無法抵禦早晚溫差，一切都袒露在大自然中。我那時仗着年輕，早年還和張豐毅一起撸鐵（笑），身體有底子，三次進西藏都沒有吸氧，完全靠身體适應，扛是扛過來了。現在再去，回到北京一個月都擺脫不了高原反應，經常頭暈腦脹，記不住事兒。
“仁者夫妻，禮者敬人”，劇本統籌張宏森
那再想想孔繁森，他在那裡經年累月地辛勤工作。阿裡在藏語裡，意為“上邊的地方”，它是西藏高原最偏遠、海拔最高的所在，也是全國最艱苦的地方。從他死後留下的幾十萬字日記和無數張照片裡，不難看出他被西藏人民世代繁衍，生生不息的精神，以及在那種嚴苛的生存環境中創造出的文明感動了。他是在西藏說出了這句話的，“一個人愛的最高境界，是愛别人；一個共産黨人愛的最高境界，是夫妻民。” 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不僅收養藏族孤兒，片中他去看望藏族老大娘，幫她尋醫問藥，甚至給老人焐腳，這都是有事迹依托的。
孔繁森是典型地被黨培養起來的好幹部。同時，他這句話也讓我想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裡面無疑帶有儒家思想的積澱和折射。巧的是，孔繁森就是孔子的後人，我們去他的老家聊城采風，切身感受到山東人的淳樸、善良和大氣。他受母親的影響很深，老母親不是大家閨秀，但知書達理，從小就給他講很多先人故事，還要求他背誦諸葛亮的前後《出師表》。在山東聊城，那是一個水鄉，在明代所建的光嶽樓上， 東面門額上書兩大字“興禮（興禮）”，足見儒家文化在當地浸潤之深。我認為這些同孔繁森的為官、為人，以及他的人格魅力都是息息相關的。逐漸地在我腦海裡，有了一個山東好人的形象。
西藏壯麗的自然風貌啟發了我們，也要求我們這一次的創作要踏實下來，要拍的莊重、質樸，不搞花架子，比如不再去構架戲劇化的橋段，不人為制造沖突，而是緊緊扣住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來展現。如果說有沖突的話，那就是“自己跟自己沖突”，展現這一人物複雜而崇高的内心思想的鬥争和不斷升華。通過平凡小事，寫孔繁森同群衆、和同僚、和親人的關系。通過人物自身的道德感召，讓觀衆去共鳴、共情。通常來說，學美術的轉導演一定重視色彩造型，學攝影的轉導演在用光、構圖上有特色，學表演的會更注重戲劇元素，以及與演員合作。我呢，注重戲，每次在改劇本時常要重新調整戲劇構架和人物發展脈絡。
這裡面不能不提當年還是山東當地一位作家的張宏森。之前，我看過他寫的文學劇本《西部警察》，覺得他塑造人物的感覺是對的，而且他又是山東人，就找他來做劇本統籌。張宏森來到北京，見面第一句話，“知道孔繁森，但沒去過西藏。”我們倆就在北影的招待所邊喝邊談，談了一整天。我說你不用去西藏，你就幫我把這麼一個人物，他身上山東好人的特質抓出來。宏森當時還沒用電腦，我從廠裡文學部要來厚厚一沓子稿紙，四百字一頁的綠格子稿紙。宏森就在招待所“悶”了兩天，他那一手小楷可是倍兒秀氣，交到我手裡的稿子還溫乎着呢。他特别客氣，說你看看行不行，不行我買張車票就回去了。我從頭到尾看一遍，如獲至寶，那還有不行？簽合同！當然後來細節上還要修改完善，但他一下子就把人物的魂兒給勾（畫）出來了。
後來的劇本，就說兩個細節。一個是我在西藏采風的時候，高原上坐着車，在無人區遇到過一位藏族漢子，他光着膀子，挎着一把劍，完全像是《西遊記》師徒取經路上的形象。我和司機就同他打招呼，對方的話很少，我們一起借宿在解放軍的一處哨所，第二天一早，大家還沒醒，他就走了，也不知道去哪……我把這個人物給張宏森一說，一起把這個漢子藝術創作成孔繁森去阿裡赴任途中，遇到的一位四海為家的說唱藝人。他不願意搭車，兀自唱着《格薩爾王》徒步前行。電影裡孔繁森赴任的車，是在藏族史詩的吟唱中一路飛馳，你想想那個場景，那個氣魄。後來在壘石遍地、經幡翻飛的神山，孔繁森又見到了這位說唱藝人，他想把自己的軍大衣披在藝人裸露的臂膀上，後者還是謝絕了，“謝謝，我不冷。格薩爾王就是我的衣服，我的食糧。”
還有就是在西藏都拍的差不多了，但開頭我一直沒想好，給張宏森打電話。我希望這個開頭要有啟迪意義，而且還要有儀式感，把西藏的節慶，雪頓節、祭山節、燃燈節等等搜集到的資料，一股腦地傳真到淄博宣傳部。他看完馬上給我回複，就寫燃燈節，開場就是孔繁森帶着兩個孩子參加燃燈節。那麼，我怎麼去拍？在大法号”（藏族民族樂器銅欽）粗犷雄渾的吹奏聲中，三人走進煙霧騰騰的寺廟，點燃酥油燈。孔繁森收養的藏族小女孩對小男孩說，“為什麼阿爸要把燈放在那？”“阿爸說，誰把燈放在那，誰就被照亮了，走到哪都很亮。”這就巧妙地把藏族的民俗文化融彙進來，也展現了孔繁森作為一位父親的形象和民族間的親情。
配樂《吉祥》悠遠、神聖，高明演戲有“土法提詞器”
這部電影，在銀幕上立住了孔繁森的形象。背後的創作團隊可以說是“群星荟萃”，大家齊心合力打造一部主旋律精品。要感謝的人很多，我還想提一下這部片子的藝術指導陳凱歌導演，他一開始對于主演的人選有一些個人的看法，最終還是尊重了我作為導演的選擇。另外，他看完樣片，非常激動，執意為我推薦了作曲家趙季平。趙季平曾經為電影《黃土地》作曲，由此開始影視音樂創作 ，之後他為電影《紅高粱》創作的電影音樂，獲得了第8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音樂獎。他再一次獲得金雞獎最佳音樂獎，就是為《孔繁森》創作配樂。
當時，趙季平已經是陝西省歌舞劇院院長。我們把他從西安請來，先給他放樣片，他連夜看完說，“電影質樸感人，你們不讓我寫都不行。”《孔繁森》今天來看，或許還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但在1995年前後，國産電影裡橫向比較，無疑拍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藝術質感。就電影配樂而言，我在籌備期就把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剛畢業沒兩年的陳翔宇派到西藏搜集素材，他把當地的民謠、民歌整整灌錄了五盤錄音帶給我。在西藏拍攝時，坐在車裡沒事就聽，有一天突然聽到首曲子，叫《吉祥》。這曲子本身有藏族人載歌載舞的感覺，但你細聽，背後又有一絲傷感的味道。
我把這首曲子推薦給趙季平，并且告訴他，我對于這部電影、這個人物全部的情感、情緒都在這首曲子裡面了。趙季平作為配樂大師，保留了這首曲子的根兒，但是放慢了三四倍，一下子突出來那種悠遠、神聖的感覺。錄音的時候找來中央音樂樂團，一邊是管弦樂隊，一邊分不同聲部演唱，“你們是高高的雪山，雪呀拉尼山……我們是勇敢的雄鷹，鷹呀拉尼鷹……讓我們一起祝願，還會有相逢的時辰……”哎，我在台下一聽是熱淚盈眶。這片子，成了！
由于我是學表演出身，做導演後選演員時會更多地看他的本色，看他的潛質狀态是否符合我心中人物的面貌。我認為，選演員最成功的做法是，他本色、本質那一面被導演發現、開掘出來。高明的本色裡有一種粗犷和剛毅，這一點特别打動我，早年我們還合作過《山魂霹靂》，是以這一次我堅持孔繁森非他莫屬。孔繁森逝世那年，是五十歲。高明接演這個角色的時候，也是五十歲上下。他接到我的電話很高興，很顯然，也盼着這個角色呢。聽說要去西藏實拍，他還是同家人認真開了個會，這裡面當然有風險，他到西藏後乘坐的車輛也出過事故，動辄就爆胎了。後來覺得這麼大陣仗，在自己的演藝生涯裡總要豁出去，拼一次。
每個演員都有自己走向角色的方法。這點我太了解了，是以一般都會充分尊重演員的創作習慣，而且我并不喜歡“演”的意識極強的風格化表演，喜歡和演員一起找那種真實的狀态。高明到了西藏後，我們一起去阿裡孔繁森墓地祭拜，他跪在墓前說了很多虔誠的話。在西藏沒幾天，高明的高原反應就非常嚴重，而且是持續性的，基本上每天拍戲前後都要抱着氧氣袋吸氧，那個狀态不用怎麼化妝就非常接近人物了。最大的問題是，缺氧造成他幾乎完全記不住台詞。
當年都是膠片拍攝，用多少膠片都得按計劃來。拍一個長鏡頭，我又不願意中間切換，他說錯一句詞兒，我這隻能喊停。而且那時候聲音對位技術還不成熟，不像現在後期配幾句就可以塞進去，甚至在片場對口型都可以。我從來都認為，一場戲裡，演員的第一次表演，往往是情感充分醞釀好後的表現，最為珍貴。反複排練後，新鮮感下降不說，在西藏排演多了，人身體還受不了，可能他站着都費勁。沒辦法，我們想到一個主意，叫“土法提詞器”——把台詞寫在一張張紙條上，再把紙條貼在鏡頭的反面，高明片中用的陶瓷水杯杯壁内甚至都貼着詞兒，他一邊喝青稞酒，一邊還得瞄眼詞兒（笑）。
電影《孔繁森》的攝制組80多人，我們三進西藏，曆時四個半月，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上，憑着一股子精神才拍攝完成。在許多感人場面的背後，是攝制組全體人員無私地奉獻和付出，大家是在用孔繁森精神拍攝《孔繁森》。可以這麼說，西藏淨化了我們的靈魂，也讓我們在精神上過了一把“瘾”。
責任編輯：張喆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