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租界是法國在舊中國四個租界（廣州灣不是租界，歸屬法屬印度支那管轄）中面積最大、發展最好的一個租界。與同時期的上海公共租界相比，法租界的風貌也非常不同。法租界在舊上海保持了高度的獨立性：與公共租界的代表建築外灘或百樂門以及相對混雜的建築形式不同，整個上海法租界是舊上海最進階的住宅區，建築風格可以說整齊劃一。現在人們對于老上海紙醉金迷的想象，進階洋房和公館裡的風流韻事幾乎都發生在法租界。直到今天，上海的高價洋房也基本都位于前法租界境内。英桐之是以在我國被稱為法國梧桐，也因為其是由法國人首次引入我國并種植于上海法租界内。上海作為“東方巴黎”的美譽也是得名于法租界，因其建築風格獨立于公共租界及華界，與萬裡之外的巴黎幾乎相同。與公共租界不同，法國人始終對于法租界保持了極大的控制力。在淞滬戰役中，侵華日軍侵占了虹口一帶的公共租界區，将蘇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納入日軍的事實勢力範圍中。但是在法國海軍的威脅之下，日軍沒有染指法租界。所有這些特點都使得上海法租界成為最符合國人印象中租界形象的租界，既反映了當時法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也展現舊中國一段屈辱的曆史。
鼎盛時期的法租界，東至黃浦江，北部以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及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一線與英美公共租界相隔
初到上海
上海開埠後，法國并不是第一個要求租地的國家。英國在1845年在洋泾浜以北設立的英租界，是上海最早的租界。法國人并不是不知道上海的潛力，事實上，在中英《南京條約》後，美國及法國就忙不疊地分别在1844年以及1845年與清政府簽訂了《望廈條約》及《黃埔條約》，獲得了在廣廈福甯上五口開設領事館以及享受治外法權等一系列的特權。奉命與清政府換約的法國特使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在其報告中就提出在新開放的四個口岸中（廈門、福州、甯波、上海），隻有上海具有廣州在一口通商條件下曾具備的優勢，并進一步指出：“我國之貨物，凡适合于廣州的，亦同樣适合于上海，至于我們要購買的貨物……均可在上海以低價購得。”拉萼尼的使團回國後，法國政府遂決定在中國設立公使館，同時在上海設副領事。但是法國當時的殖民重心還在北非，對于遠東事務并不十分熱心，法國商人對遠東的滲透也遠不如英美徹底。法國政府在1848年才派出第一任駐滬領事敏體尼（charles de montigny），在滬上建立領事館。此時上海的英租界已經建設得有模有樣，英美領事館都已經搬入新修建的西式建築中，英美洋行也從廣州及香港紛紛來到上海進行貿易。但當時在上海的法國僑民還沒有幾個。
該年七月，第一個法國商人雷米從廣州抵達上海，馬上向敏體尼提出想要在上海租地的願望，此時美國方面的傳教士已經在積極與上海的道台溝通租地的事宜，可以說敏體尼面對的是一個很棘手的局面。
敏體尼看中的地皮在上海城廂與洋泾浜之間的黃浦江邊，與英租界隔洋泾浜相望。當時的上海道台吳健彰并不同意此事，對敏體尼很是敷衍。之後吳健彰在行将調任時又對敏體尼提出其可以在征得英國領事同意後在英租界中劃出一塊給敏體尼。敏體尼被激怒了，他威脅上海道台說如果不批地的話，法國公使将乘船從廣州北上，接任的上海道台麟桂這才屈服，法國領事館的租地最後以每畝26兩銀子的價格成交。此時雷米看中的12畝地的主人卻索取每畝地300兩的租金，地皮上的46間房以及一些棺材更是要每間房100兩，每具棺材50兩的高價。敏體尼又去威逼麟桂，要求中國地主必須以法國領事館的地租價格出租土地。但是經過半年的交涉之後，雷米最終還是隻能以320兩的高價租到兩畝多的土地。1849年4月6日麟桂與敏體尼正式簽字換文，上海法租界就此建立，此時的法租界僅有986畝。本來看中同樣一塊地的美國人被敏體尼搶了先，是以隻能把美租界設在了英租界以北當時還很荒涼的虹口。
法國首任駐滬公使敏體尼
與英美不和，法租界鬧獨立
法租界發展史上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法租界與公共租界的分割。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随着太平天國占領南京，上海也發生了反抗清政府的小刀會起義。大批上海縣城以及周邊鄉下的難民湧入租界，租界人口爆炸性增長的同時也使得租界第一次出現了“華洋雜居”的情況。
人口增長帶來的就是對住房的需求，在滬的外商此時開始大規模建設簡陋的聯排木闆房并以高價租給湧入的難民，是為上海裡弄以及石庫門建築的開端。出于戰亂中自保以及管理日益增長的人口等目的，在未知會清政府的情況下，法國駐滬公使與英美公使1853年一同簽署了《上海英美法土地章程》。該章程名義上統一了三國的租界，同時明确了租界各國将原本交給地主的地租直接交給清政府，實質上将租界變為了各國的自有領地，否定了原有業主對土地的所有權。一年後三國合議成立工部局，租界内人士從此隻向工部局納稅，租界成為國中之國，清政府也隻能接受這個現實。1855年當時的上海道台藍蔚釋出告示，要求中國人在租界内租地或租賃房屋居住需經過地方官以及外國領事共同準許，同時租界内的中國人要依法向工部局納稅。
雖說《上海英美法土地章程》已經簽署，但是囿于英法之間數百年的隔閡，當時的法國公使愛棠（benoît edan）對于合并英美租界以及法租界依舊存有疑慮。此後英美的一系列舉動則加深了愛棠的不滿。原本三國約定會一同将小刀會勸離上海縣城，但是英美最後送到小刀會的卻隻是一份《中立宣言》，使得愛棠大為不滿。此後小刀會發給各國的文稿中僅僅寫明禁止部下持械通過洋泾浜以北的租界，并沒有包含法租界，而英美公使卻沒有表示異議，使得愛棠最終決定退出聯合租界。日後英美敦促法國執行《章程》的規定時，法國駐華公使直接搬出了當時的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稱雖然自己簽了字，但是因為拿破侖三世沒有同意是以法國不受《章程》的限制。
1860年，已獨立的法租界第一次嘗試擴界，時任上海道台拒絕了愛棠提出的擴界請求。此後因為法國皇家郵船公司要進駐上海，法國外交部要求愛棠找到新的地皮供其使用。這次有了政府的要求，愛棠直接把請求經過在北京的駐華公使送到了恭親王奕䜣的手上，奕䜣随即要求江蘇巡撫迅速酌情辦理擴界一事。上海道台也隻得釋出告示同意法國方面擴界，是為法租界第一次擴界。此次擴界後法租界面積增長到1124畝。
1866年7月法國外交部制定《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組織章程》，本來規定各國領事不得在沒有法國領事允許的情況下進入法租界抓人，在受到各國抗議後法方作出了一些讓步，在前面加上了“非緊急情況下”的限制條款。1869年，駐華各關系國公使同時準許了法國的《公董局組織章程》以及英美的《土地章程》，法租界的獨立地位正式得到确認。
洋泾浜也正式為租界區南北的分界線，1914年由法租界及公共租界共同填河築路，定名為愛多亞路（avenue edward vii）用以紀念英王愛德華七世，解放後改稱延安東路。時至今日延安東路依舊是上海市區南北道路的分界線。
1882年的法租界全圖，此時法租界已經完成第一次擴界，北界洋泾浜以北的英美租界也已合并為公共租界
越界築路，鲸吞華界
越界築路是西方各國在我國非法擴張租界的慣用伎倆，法國并不是第一個在上海越界築路的國家。公共租界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曾經大規模越界築路，例如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等都是公共租界越界所築。但是越界築路在當時法理上是非法的，租界方并沒有管理權。租界擴界在法理上需要經過與中國政府協商之後方可進行，理論上中國政府依舊有拒絕擴界之可能性。法租界是第一個以越界築路為理由擴張租界邊界的，正式使得租界獲得了對越界所築之路的管理權，大大刺激了兩個租界越界築路的行為。
法租界的擴張之路與公共租界相比可以說是比較緩慢的。1900年時公共租界已經完成了兩次擴界，總面積達到三萬餘畝（22平方千米）。此時的法租界雖然也已經經過兩次擴界，但是總面積僅僅隻有兩千一百餘畝，不到公共租界的十分之一。法租界擴界緩慢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其擴界方向與公共租界相仿，有許多英國僑民居住，使得英國總是時不時地對法方抗議。在這樣的背景下，法租界隻得暫緩官方擴界，轉而将注意力轉向越界築路。從1900年至1914年短短的十四年間，法租界共越界修築了24條道路。
1912年法國公董局投票表決要求法國領事向當時的北洋政府要求擴張法租界。1913年，時任法國駐華公使的康德（maurice de conty）正式向北洋政府要求承認其越界所築之道路的警察權，其實就是強迫北洋政府承認法租界對于這些道路的主權。這在租界史上可是第一次，以前租界擴界好歹還會和政府協定進行，這次幹脆連表面功夫也不做了。當時的袁世凱政府由于害怕革命黨人在租界内部進行的反袁活動，以法方抓捕租界内的革命黨人為交換條件同意了法方的無理要求。1914年9月正式劃界，法租界一舉擴張到了一萬五千餘畝，比先前的面積擴大了六倍有餘。
由此為開端，越界築路正式成為了一種實際意義上的擴張租界的手段，越界築路區成為“準租界”。公共租界是以大受鼓舞，此後二十年間進行了大規模的越界築路行動，到日軍侵華前夕，公共租界的越界築路區達到四萬七千畝，甚至超過了公共租界本身的面積。可以說這一切的開端就是法租界的第二次擴界。
西區（secteur de l’ouest）、中區（secteur central）以及南區（secteur sud）就是法租界第二次擴界奪取的地盤
作為“上流社會”的法租界
法租界的大規模擴張正好趕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此後的俄國十月革命，大批的俄羅斯貴族巨賈來到上海，選擇在法租界興建豪華的公館。同時因為公共租界内商業更為發達，出現了工廠區以及勞工住宅區等等平民住宅區。公共租界内的石庫門民居也較法租界來的更多。與公共租界充斥着的繁忙的各國銀行，洋行以及廉價住房不同，代表法租界的是霞飛路（今淮海路）上的咖啡廳、面包房以及路兩邊參天的法國梧桐。環境優美的法租界也吸引了在公租界工作經商的英美人士以及民國上海的中國富豪們前來興建住宅以及公館，法租界也逐漸成為上海灘公認的進階住宅區。今天的原法租界區域也依舊是上海西洋感最足的一塊地方。
法租界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達到發展的頂峰，此後随着日軍全面侵華，法租界短暫地成為日占上海中的孤島，并在1943年由當時的傀儡維希法國政權移交給傀儡汪精衛政權，正式退出了曆史舞台。法租界在其存在的将近一百年中，見證了法國的興衰榮辱，也見證了舊中國在内政外交上的混亂以及屈辱。法租界的一次次擴界，幾乎都是強加給中國政府的。法租界的繁榮也是建立在買辦階級出賣國家利益的基礎之上的。今天當我們流連于原法租界的那些精美的洋房中時，也不要忘了這些精緻的建築的背後是我們國家曾經落後貧窮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