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公權是享譽海内外的著名政治學家、曆史學家和教育家，也是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學界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其一生執教于中外多所著名大學，以立教立言為立身之本，他沒有出任過任何官職，除了教書育人，就是著書立說，其主要代表作品有《政治多元論》、《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鄉村》等著作。
蕭公權
蕭公權（1897—1981）字恭甫，江西泰和人，1897年11月29日出生于江西南安，尚未滿月母親就猝然辭世，其幼年、童年和少年時期，完全依賴于祖父、姑姑與伯父的撫養，不但得以健康成長，而且還受到了良好教育。
1915年夏，蕭公權考入上海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中學，這所學校教學内容側重于英文和商科，其教員大多畢業于聖約翰大學，原本就有英文底子的蕭公權，在這裡接受了更為嚴格的英文訓練。
1918年6月，蕭公權考入清華學校高等科三年級，其之是以選擇報考清華，完全得益于其堂哥蕭蘧的推介和鼓勵，蕭蘧與蕭公權同庚，但比蕭公權早兩年考入清華，蕭蘧曾這樣寫信鼓勵蕭公權：“我相信你的程度足以考取，無論如何你必須一試。”
1919年，蕭公權與清華許多同學參與了聲勢浩大的五四愛國運動，陳長桐、羅隆基等人都是當時非常活躍的學生領袖，蕭公權也積極參與其中，當時他已經逐漸形成了這樣的政治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但匹夫要能盡責，必須先取得‘救國’的知識和技能，僅憑一腔熱血，未必有濟于事。讀書應該不忘救國，但救國必先讀書。”
1920年8月下旬，蕭公權從上海乘郵輪赴美留學，入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學習新聞傳播，之是以選擇密蘇裡大學，也是因為蕭蘧在這所學校留學，哥倆合住在私人住宅裡，雖然費用要比住學校宿舍貴一些，但卻能夠很好地融入美國人日常生活，并更好的認識和了解美國。
蕭公權（站着）與肖蘧合影
蕭公權發現自己并不适合學習新聞專業，遂果斷轉入哲學系學習，不僅必修了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教育學等專業課程，而且還選修了德文、法文、植物學等課程。
1922年夏，蕭公權獲得了密蘇裡大學學士學位，當年秋天又考入研究院攻讀碩士，并于1923年6月以論文《多元國家理論》獲得密蘇裡大學碩士學位。
1923年9月，蕭公權又考入康奈爾大學師從狄理教授攻讀博士學位，主修哲學，輔修政治學，其法文、德文考試也都順利通過了，其英語能力可與母語學者相媲美，雖然其口語略帶口音，但其英文文筆之典雅，連英美學者也都非常佩服。
1926年5月初，蕭公權最終完成了博士論文《政治多元論》的寫作，并最終拿到了哲學博士學位，其論文還被其導師推薦給英國倫敦一家出版社。
1926年8月，蕭公權乘“麥金利總統号”郵輪回到上海，在上海的“南方大學”和“國民大學”這兩所野雞大學執教，講授政治學和社會學等課程。
蕭公權很快就接到了英國出版商的來函，告知其博士論文《政治多元論》已經付印，并被列入“國際心理學哲學及科學方法叢書”之一，蕭公權對此頗感意外且深感榮幸，因為這套叢書之中，還有羅素、梁啟超等著名學者的著作。
《政治多元論》
蕭蘧此時是私立南開大學文法學院院長，在其推薦之下，蕭公權收到了張伯苓的聘書，當時南開大學規模并不大，但這裡卻彙聚了一批學界精英，其中就包括哈佛大學數學博士姜立夫、哥倫比亞大學曆史學博士蔣廷黻、普林斯頓大學實體學博士饒毓泰，耶魯大學生物學博士李繼侗、經濟學博士何廉、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博士蕭蘧等學界名流，他們都是中國最優秀的教授，而且也是各自學科領域的奠基者或是學科帶頭人，蕭公權很快融入了這個群賢畢至的精英群體，并為南開大學開創了新的學科。
1928年8月，羅家倫出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他對清華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而最被人稱道的是增聘名師，南開大學的蔣廷黻、李繼侗、蕭蘧等名教授就是在這一背景之下，被羅家倫挖至清華大學執教的，而蕭公權則受聘于東北大學。
1930年春天，時任燕京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徐淑希歐遊回國，途徑沈陽時特地看望蕭公權，徐淑希是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在其遊說之下，蕭公權欣然接受了司徒雷登之聘，于當年秋天前往燕京大學政治系擔任教授，講授“政治學概論”、“西洋政治思想”、“中國政治思想”等課程，當時燕京大學政治學系是中國大學中最好的政治學系之一。
燕京大學待遇優厚，能獲得燕京大學教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蕭公權很珍惜自己的教職，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學活動中，而徐淑希對蕭公權也非常器重，全力支援蕭公權的工作。
1932年上半年，蕭公權接到了清華大學政治學系主任浦薛鳳的邀請，浦薛鳳也是清華出身的留美博士，與蕭公權頗為熟悉，面對來自母校的邀請，蕭公權頗感為難，燕京對其不薄，而清華政治學系師資水準要高于燕京，在友人的勸說之下，蕭公權最終選擇了清華大學。
當時清華政治學系有浦薛鳳、張奚若、錢瑞升、王化成等教授，蕭公權和陳之邁的加盟，緻使政治學系的師資陣容相當強大，蕭公權每周授課六小時，其他時間主要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和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課題。
1934年夏，時任曆史系主任蔣廷黻受蔣介石委托，借休假之機通路蘇聯和歐洲，遂将其主編的《中國社會及政治學評論》季刊委托蕭公權代理，直到一年以後蔣廷黻回國後，蕭公權才推掉編輯之責。
蕭公權在清華與蔣廷黻、浦薛鳳、李繼侗、吳宓、孫國華、趙守愚、陳岱孫等人來往密切，當然與蕭蘧的交往更加密切，蕭蘧主要從事經濟學、國際貿易和金融學的教學和研究，曾擔任清華經濟系主任，文法學院院長和教務長等職務，蕭蘧與馬寅初、李權被譽為當時中國經濟學界的“三大台柱”，而此時的清華大學可謂蜚聲中外，成為世界各國大學中社會科學最為發達的大學之一。
1937年6月，中國文化基金會為充實内地的高等教育，決定在四川大學設立庚款基金講座教授，時任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和中國政治學會總幹事杭立武，邀請蕭公權加盟，蕭公權欣然接受了這一邀請，但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了。
1938年2月，蕭公權輾轉抵達成都，時任校長程天放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博士，曾出任安徽大學和浙江大學校長，他力邀蕭公權擔任政治學系主任，在整個抗日戰争時期，蕭公權除在四川大學執教外，還在成都華西壩的燕京大學、華西大學、光華大學兼課。
1939年1月，為适應抗戰之需要，國民政府成立了最高國防委員會，許多著名學者都被邀請擔任參事，當時學者從政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老友吳國桢、蔣廷黻等人也都極力說服蕭公權從政，但面對頭上掉下的“餡餅”，蕭公權不為所動，依然“謹守教育崗位”。
國民政府曾于1941年頒布了《部聘教授辦法》，實行“部聘教授”制度，由教育部直接聘任教授，“部聘教授”是當時中國教育界的最高榮譽，被稱之為“教授中的教授”，評聘對象均為所在學科具有特殊貢獻的教授，蕭公權于1943年當選為第二批“部聘教授”，而且是第一批30人和第二批15人中唯一政治學科教授，由此可見其在政治學領域裡的宗師地位。
1943年，蕭公權赴重慶開會時，素有蔣介石“文膽”之稱的陳布雷邀請其加入國民黨，蕭公權表示：“自己以非黨員身份發表建設性的提議或善意的批評，似乎尚未被一部分人所注意；假如我以黨員的身份來發表同樣的議論，讀者未必會加以同等的重視。”蕭公權不識時務地拒絕了加入國民黨的機會。
1944年夏，蕭公權應邀到中央訓練團進階班（第三期）擔任教官，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講學，同期擔任教官的學者還有錢穆、馮友蘭、錢瑞升、陶孟和等人，蕭公權主講了“各國政治思想”，由于其始終以學者姿态講學，并沒有引起諸多“政治家”學生們的反感。
以政治學為終身追求的蕭公權，不可能對國事漠不關心，他經常發表政論文章，以盡“書生報國”之責，他清醒地意識到，在中國推行西方民主憲政，需要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也有賴于全民族的素質教育，而“教育的功用之一是完成國民的心理發展”，其撰寫的大量政論文章，都收錄于1948年出版的《憲政與民主》一書中。
《憲政與民主》
一生研究政治學的蕭公權，還有一顆詩人之心，他在抗戰期間留下了500多首詩，而在抗戰之前的幾十年，也隻是創作了200多首詩，蕭公權在成都燕京大學執教時，與陳寅恪、吳宓、李方桂都曾經是清華舊友，彼此也都是學貫中西的大家，常在一起吟詩唱和，被時人冠以“四大名旦”之名。
蕭公權在蓉城執教期間，最大的成就是完成了《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寫作，這既是他的得意之作，也是嘔心瀝血之作，盡管蕭公權隻用兩年時間就完成了撰寫工作，但此書的醞釀成書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蕭公權深厚的國學功底，娴熟的英文表達，嚴格的政治學訓練，以及長期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和《西洋政治思想史》的積累，都為他撰寫《中國政治思想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國政治思想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後，很快就讓中外學術界感到震驚，并受到學界同仁的推崇。
《中國政治思想史》
1944年4月，蕭蘧出任國立中正大學校長時，曾邀請蕭公權出任法學院院長，但被蕭公權婉拒，抗戰勝利後，蕭公權原本打算重回清華大學執教，但其舊居被人占據，而原先陣容強大的政治學系，卻遭遇了嚴重的人才流失，原有的骨幹教授，隻剩下了張奚若，蕭公權重回清華大學的願望頓消。
1946年8月，蕭公權應中央政治大學校長顧毓琇之邀，攜家人由成都飛往南京，出任中央政治大學教授，顧毓琇是蕭公權清華時期的同學和同僚，蕭公權還是主講“中國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等課程，盡管講授這些課程駕輕就熟，但他卻是兢兢業業。
台灣大學光複之後，國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國遴選了一批教授，前往台灣大學執教，以全面接管和改造台灣大學，蕭公權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應邀前往台灣大學任教，并得到了台灣省政府秘書長浦薛鳳的關照，借住在校長的公館裡。
1948年4月，蕭公權被評選為國立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政治學科領域入選院士者，隻有蕭公權和錢瑞升二人，而蕭公權是完全依靠其學術成就當選的。
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合影
這時，蕭公權收到了華盛頓大學的電報，邀請其前往華盛頓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自從1926年回國之後，蕭公權已經長達22年再未踏出國門一步了，正當其辦理赴美手續之時，傳來其堂哥蕭蘧在紐約病逝的噩耗。
1949年9月，蕭公權向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告假一年，乘“中國熊”号郵輪前往美國西雅圖，出任華盛頓大學遠東和蘇聯研究所客座教授，當時清華老朋友李方桂在東亞語言系擔任教授。
蕭公權起初并無久居美國之意，但他很快發現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不能在短時期内完成，而且還要考慮讓子女到美國繼續深造，遂将臨時教職改為終身教職，并最終定居在美國。
蕭公權從1953年秋開始撰寫《中國鄉村》一書，及至1955年秋，蕭公權完成了這部“開荒”性質的著作，這也标志着他在中國思想史上已經達到世界級水準，此書出版之後，國際學界好評如潮，給予極高的評價。
《中國鄉村》
美國學術團體協會當年即以第三屆“人文學術卓著成就獎”授予蕭公權，并頒發10000美元獎金，其受獎理由是“融合中西兩個偉大學術傳統的菁華”，《中國鄉村》被列為政治、社會組織、人類學以及亞洲研究的必讀之書。
一個偶然的機會，蕭公權得到了康有為女兒康同壁提供的資料，這批資料包括康有為許多已刊和未刊的著作攝影膠片，這成為蕭公權研究的新課題，他深入探微并精心撰寫了《康有為思想研究》一書，，該書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不久他又出版了《翁同龢與戊戌維新》一書。
《康有為思想研究》
1968年，蕭公權從華盛頓大學退休，蟄居在西雅圖一隅，雖然離開了執教42年的大學講壇，但他依然著書立說，經常與“鴻儒”往來，盡管早已适應海外生活，但思念和牽挂故國的情絲卻始終未斷，時常在詩中傾訴自己的思鄉之情，并以“亡國大夫”自诩。
1981年11月4日，中國一代政治學宗師蕭公權在美國西雅圖寓所逝世，享年84歲，其生前著述，由其弟子汪榮祖教授緝成《蕭公權全集》出版，為我們留下了十分寶貴的曆史遺産，使得我們能夠全面認識和了解蕭公權的學術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