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其一生执教于中外多所著名大学，以立教立言为立身之本，他没有出任过任何官职，除了教书育人，就是著书立说，其主要代表作品有《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等著作。
萧公权
萧公权（1897—1981）字恭甫，江西泰和人，1897年11月29日出生于江西南安，尚未满月母亲就猝然辞世，其幼年、童年和少年时期，完全依赖于祖父、姑姑与伯父的抚养，不但得以健康成长，而且还受到了良好教育。
1915年夏，萧公权考入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这所学校教学内容侧重于英文和商科，其教员大多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原本就有英文底子的萧公权，在这里接受了更为严格的英文训练。
1918年6月，萧公权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三年级，其之所以选择报考清华，完全得益于其堂哥萧蘧的推介和鼓励，萧蘧与萧公权同庚，但比萧公权早两年考入清华，萧蘧曾这样写信鼓励萧公权：“我相信你的程度足以考取，无论如何你必须一试。”
1919年，萧公权与清华许多同学参与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陈长桐、罗隆基等人都是当时非常活跃的学生领袖，萧公权也积极参与其中，当时他已经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政治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匹夫要能尽责，必须先取得‘救国’的知识和技能，仅凭一腔热血，未必有济于事。读书应该不忘救国，但救国必先读书。”
1920年8月下旬，萧公权从上海乘邮轮赴美留学，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新闻传播，之所以选择密苏里大学，也是因为萧蘧在这所学校留学，哥俩合住在私人住宅里，虽然费用要比住学校宿舍贵一些，但却能够很好地融入美国人日常生活，并更好的认识和了解美国。
萧公权（站着）与肖蘧合影
萧公权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学习新闻专业，遂果断转入哲学系学习，不仅必修了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专业课程，而且还选修了德文、法文、植物学等课程。
1922年夏，萧公权获得了密苏里大学学士学位，当年秋天又考入研究院攻读硕士，并于1923年6月以论文《多元国家理论》获得密苏里大学硕士学位。
1923年9月，萧公权又考入康奈尔大学师从狄理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主修哲学，辅修政治学，其法文、德文考试也都顺利通过了，其英语能力可与母语学者相媲美，虽然其口语略带口音，但其英文文笔之典雅，连英美学者也都非常佩服。
1926年5月初，萧公权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的写作，并最终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其论文还被其导师推荐给英国伦敦一家出版社。
1926年8月，萧公权乘“麦金利总统号”邮轮回到上海，在上海的“南方大学”和“国民大学”这两所野鸡大学执教，讲授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课程。
萧公权很快就接到了英国出版商的来函，告知其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已经付印，并被列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之一，萧公权对此颇感意外且深感荣幸，因为这套丛书之中，还有罗素、梁启超等著名学者的著作。
《政治多元论》
萧蘧此时是私立南开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在其推荐之下，萧公权收到了张伯苓的聘书，当时南开大学规模并不大，但这里却汇聚了一批学界精英，其中就包括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姜立夫、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蒋廷黻、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博士饶毓泰，耶鲁大学生物学博士李继侗、经济学博士何廉、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萧蘧等学界名流，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教授，而且也是各自学科领域的奠基者或是学科带头人，萧公权很快融入了这个群贤毕至的精英群体，并为南开大学开创了新的学科。
1928年8月，罗家伦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对清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而最被人称道的是增聘名师，南开大学的蒋廷黻、李继侗、萧蘧等名教授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被罗家伦挖至清华大学执教的，而萧公权则受聘于东北大学。
1930年春天，时任燕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徐淑希欧游回国，途径沈阳时特地看望萧公权，徐淑希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在其游说之下，萧公权欣然接受了司徒雷登之聘，于当年秋天前往燕京大学政治系担任教授，讲授“政治学概论”、“西洋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思想”等课程，当时燕京大学政治学系是中国大学中最好的政治学系之一。
燕京大学待遇优厚，能获得燕京大学教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萧公权很珍惜自己的教职，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活动中，而徐淑希对萧公权也非常器重，全力支持萧公权的工作。
1932年上半年，萧公权接到了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浦薛凤的邀请，浦薛凤也是清华出身的留美博士，与萧公权颇为熟悉，面对来自母校的邀请，萧公权颇感为难，燕京对其不薄，而清华政治学系师资水平要高于燕京，在友人的劝说之下，萧公权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
当时清华政治学系有浦薛凤、张奚若、钱瑞升、王化成等教授，萧公权和陈之迈的加盟，致使政治学系的师资阵容相当强大，萧公权每周授课六小时，其他时间主要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课题。
1934年夏，时任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受蒋介石委托，借休假之机访问苏联和欧洲，遂将其主编的《中国社会及政治学评论》季刊委托萧公权代理，直到一年以后蒋廷黻回国后，萧公权才推掉编辑之责。
萧公权在清华与蒋廷黻、浦薛凤、李继侗、吴宓、孙国华、赵守愚、陈岱孙等人来往密切，当然与萧蘧的交往更加密切，萧蘧主要从事经济学、国际贸易和金融学的教学和研究，曾担任清华经济系主任，文法学院院长和教务长等职务，萧蘧与马寅初、李权被誉为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三大台柱”，而此时的清华大学可谓蜚声中外，成为世界各国大学中社会科学最为发达的大学之一。
1937年6月，中国文化基金会为充实内地的高等教育，决定在四川大学设立庚款基金讲座教授，时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和中国政治学会总干事杭立武，邀请萧公权加盟，萧公权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但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1938年2月，萧公权辗转抵达成都，时任校长程天放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出任安徽大学和浙江大学校长，他力邀萧公权担任政治学系主任，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萧公权除在四川大学执教外，还在成都华西坝的燕京大学、华西大学、光华大学兼课。
1939年1月，为适应抗战之需要，国民政府成立了最高国防委员会，许多著名学者都被邀请担任参事，当时学者从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老友吴国桢、蒋廷黻等人也都极力说服萧公权从政，但面对头上掉下的“馅饼”，萧公权不为所动，依然“谨守教育岗位”。
国民政府曾于1941年颁布了《部聘教授办法》，实行“部聘教授”制度，由教育部直接聘任教授，“部聘教授”是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最高荣誉，被称之为“教授中的教授”，评聘对象均为所在学科具有特殊贡献的教授，萧公权于1943年当选为第二批“部聘教授”，而且是第一批30人和第二批15人中唯一政治学科教授，由此可见其在政治学领域里的宗师地位。
1943年，萧公权赴重庆开会时，素有蒋介石“文胆”之称的陈布雷邀请其加入国民党，萧公权表示：“自己以非党员身份发表建设性的提议或善意的批评，似乎尚未被一部分人所注意；假如我以党员的身份来发表同样的议论，读者未必会加以同等的重视。”萧公权不识时务地拒绝了加入国民党的机会。
1944年夏，萧公权应邀到中央训练团高级班（第三期）担任教官，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讲学，同期担任教官的学者还有钱穆、冯友兰、钱瑞升、陶孟和等人，萧公权主讲了“各国政治思想”，由于其始终以学者姿态讲学，并没有引起诸多“政治家”学生们的反感。
以政治学为终身追求的萧公权，不可能对国事漠不关心，他经常发表政论文章，以尽“书生报国”之责，他清醒地意识到，在中国推行西方民主宪政，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有赖于全民族的素质教育，而“教育的功用之一是完成国民的心理发展”，其撰写的大量政论文章，都收录于1948年出版的《宪政与民主》一书中。
《宪政与民主》
一生研究政治学的萧公权，还有一颗诗人之心，他在抗战期间留下了500多首诗，而在抗战之前的几十年，也只是创作了200多首诗，萧公权在成都燕京大学执教时，与陈寅恪、吴宓、李方桂都曾经是清华旧友，彼此也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常在一起吟诗唱和，被时人冠以“四大名旦”之名。
萧公权在蓉城执教期间，最大的成就是完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写作，这既是他的得意之作，也是呕心沥血之作，尽管萧公权只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撰写工作，但此书的酝酿成书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萧公权深厚的国学功底，娴熟的英文表达，严格的政治学训练，以及长期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西洋政治思想史》的积累，都为他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政治思想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很快就让中外学术界感到震惊，并受到学界同仁的推崇。
《中国政治思想史》
1944年4月，萧蘧出任国立中正大学校长时，曾邀请萧公权出任法学院院长，但被萧公权婉拒，抗战胜利后，萧公权原本打算重回清华大学执教，但其旧居被人占据，而原先阵容强大的政治学系，却遭遇了严重的人才流失，原有的骨干教授，只剩下了张奚若，萧公权重回清华大学的愿望顿消。
1946年8月，萧公权应中央政治大学校长顾毓琇之邀，携家人由成都飞往南京，出任中央政治大学教授，顾毓琇是萧公权清华时期的同学和同事，萧公权还是主讲“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等课程，尽管讲授这些课程驾轻就熟，但他却是兢兢业业。
台湾大学光复之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遴选了一批教授，前往台湾大学执教，以全面接管和改造台湾大学，萧公权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应邀前往台湾大学任教，并得到了台湾省政府秘书长浦薛凤的关照，借住在校长的公馆里。
1948年4月，萧公权被评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政治学科领域入选院士者，只有萧公权和钱瑞升二人，而萧公权是完全依靠其学术成就当选的。
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合影
这时，萧公权收到了华盛顿大学的电报，邀请其前往华盛顿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自从1926年回国之后，萧公权已经长达22年再未踏出国门一步了，正当其办理赴美手续之时，传来其堂哥萧蘧在纽约病逝的噩耗。
1949年9月，萧公权向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告假一年，乘“中国熊”号邮轮前往美国西雅图，出任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客座教授，当时清华老朋友李方桂在东亚语言系担任教授。
萧公权起初并无久居美国之意，但他很快发现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不能在短时期内完成，而且还要考虑让子女到美国继续深造，遂将临时教职改为终身教职，并最终定居在美国。
萧公权从1953年秋开始撰写《中国乡村》一书，及至1955年秋，萧公权完成了这部“开荒”性质的著作，这也标志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已经达到世界级水准，此书出版之后，国际学界好评如潮，给予极高的评价。
《中国乡村》
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当年即以第三届“人文学术卓著成就奖”授予萧公权，并颁发10000美元奖金，其受奖理由是“融合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菁华”，《中国乡村》被列为政治、社会组织、人类学以及亚洲研究的必读之书。
一个偶然的机会，萧公权得到了康有为女儿康同壁提供的资料，这批资料包括康有为许多已刊和未刊的著作摄影胶片，这成为萧公权研究的新课题，他深入探微并精心撰写了《康有为思想研究》一书，，该书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久他又出版了《翁同龢与戊戌维新》一书。
《康有为思想研究》
1968年，萧公权从华盛顿大学退休，蛰居在西雅图一隅，虽然离开了执教42年的大学讲坛，但他依然著书立说，经常与“鸿儒”往来，尽管早已适应海外生活，但思念和牵挂故国的情丝却始终未断，时常在诗中倾诉自己的思乡之情，并以“亡国大夫”自诩。
1981年11月4日，中国一代政治学宗师萧公权在美国西雅图寓所逝世，享年84岁，其生前著述，由其弟子汪荣祖教授缉成《萧公权全集》出版，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历史遗产，使得我们能够全面认识和了解萧公权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