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04年，曠日持久的“八王之亂”已經持續了十三個年頭，而也就是在這一年的洛陽郊外，一個中年人自出了洛陽城之後便神色匆匆的向一個名叫“左國城”的地方跑去，此人名叫劉淵，是成都王司馬穎帳下的屯騎校尉。在“八王之亂”的局勢愈發紊亂之際，奉成都王司馬穎之命前去收攏“匈奴五部”的精銳部隊前來助戰。
然而就連司馬穎自己都沒有想到，劉淵的離去就如同“魚入大海，龍出升天”，這個野心勃勃的匈奴首領在他離去的那一刻就意味着再無回去的可能，這個人的離去也是“永嘉之亂”的開始，而這又是成都王司馬穎所想不到的。
公元304年，劉淵在劉宣等人的擁護之下繼匈奴“大單于”之位，并以離石要塞為根基起兵反晉，而西晉末年的局勢也變得愈發的紊亂和撲朔迷離，這一切都預示着天下大亂的開始。
當時的匈奴貴族擁護劉淵繼位本意是想讓劉淵如同當年的“呼韓邪單于”一樣恢複匈奴的基業。不過令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劉淵在繼位的同年并未追尊“呼韓邪單于”等匈奴單于，反而已漢、匈之間曾經提出的兄弟盟誓為由，提出了“兄亡弟紹，不亦可乎”的政治口号，明确了其起兵的目的，并追尊劉禅為孝懷皇帝。
從現在的角度來看的話，其實劉淵和劉禅根本就沒有多大的關系，那麼既然如此劉淵何以要立國号為“漢”，劉淵又為什麼要追尊劉禅呢？今天我們就關于這個問題來做一個讨論：
劉淵是匈奴人，和劉禅根本是毫無關系，那麼他起兵之後為什麼不追尊匈奴人的祖先冒頓單于、呼韓邪單于等人，卻要追尊一個毫無關系的人呢？
①.首先從當時的形勢來看劉淵起兵和當年呼韓邪單于已然有了實質性的不同，此時的劉淵不再是寄希望于恢複呼韓邪單于時匈奴的基業稱霸草原了，他想要做的是像劉邦、曹操一樣“篡晉而代之”。
在這種情況之下除了要吸納匈奴人之外，更主要的就是要得到漢族士人和百姓的支援，是以這種情況之下他就必須借助“漢室”的名聲。
漢朝雖然在當時已經滅亡百年，可是漢朝四百多年的影響力并沒有因為漢朝的滅亡而消失，劉備以川蜀一州之地和曹魏抗衡四十多年就是最有力的鐵證，而且由于司馬氏在西晉末年的暴虐引起了廣大百姓的群起而攻之，這種局面之下許多的百姓更是向往“漢室”的“德政”，故而對于劉淵來說以“漢室”之名借殼而生可以迅速的幫助他壯大實力并吸附士人。
②.其次從思想上來說劉淵雖然是一個匈奴人，可是從史書上看的話他的身上真的毫無匈奴人的特質，抛開血統的話，他真的完完全全是一個漢人，在他的身上有着很深厚的文化素養。
從《晉書》之中就可以看到，劉淵本身就愛好學習，對《史記》、《漢書》、《孫子兵法》等漢家的珍貴典籍都有涉獵，在思想上也有其獨到的見解。故而在當時的許多名士都和劉淵有着很深厚的交情，比如太原王氏的王渾、王濟等人，這充分說明劉淵對于漢文化還是有很大的認同感的。
而且從劉淵的兒子劉和“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可知在當時的匈奴貴族之中已經有不少人的漢化程度相當高了，抛開血統的話，他們其實和漢人無異，故而我們可以看到就算是劉淵以“宗漢立國”在當時并未得到多少人的反對，說明了很多人還是認同漢文化的。
③.從政治角度上來說劉淵起兵需要一個合理化的理由，當年漢、匈之間的“兄弟之盟”則無疑是一個契機，漢朝已然滅亡，故而劉淵借着漢匈之盟的約定以哥哥滅亡弟弟來繼承為其起兵進行合理化。
同時也正如第一點所說，借用漢朝名号可以迅速幫助他吸納漢民并借此招攬人才，而已匈奴人的名号起兵或許會得到匈奴人的擁護，可在當時胡漢沖突日益尖銳的時代卻得不到漢人的擁護。
是以基于《晉書》之中的一些史料，以上論斷就是筆者認為劉淵以“漢”為國号并追尊劉禅的理由。
抛開各種因素不談，劉淵确實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劉淵的“宗漢立國”也确實為他招攬了人才，同時也由于劉淵對于漢文化的深刻了解故而對百姓多有善待之舉，而這也是劉淵能夠成功得到當時胡漢百姓擁護的一大原因。
當然也由于劉淵的反叛開啟了“五胡十六國”大亂的開始，是以劉淵飽受非議。不過在我看來劉淵的反叛是西晉自己種種“作死”行為而引起的，就算沒有劉淵，難不成也會有王淵、張淵等人，可以說劉淵起兵是曆史的必然事件。
劉淵的“宗漢立國”在曆史上可謂有重大意義，在劉淵之前還從來沒有少數民族能夠入住中原，也從來沒有少數民族可以得到當時胡漢百姓的擁護，可以說劉淵的“宗漢立國”方針對“五胡十六國”都有很大的影響
對十六國少數民族政權的認祖現象有啟發意義，促進了民族發展以及融合
在劉淵之前還從來沒有一個少數民族能夠入主中原，更由于當時胡漢之間的沖突尖銳，是以他沒有采納當時劉宣等人的意見，反而提出了“兄亡弟紹”的主張，更主要的是劉淵自此以後不再祭拜匈奴的冒頓單于以及呼韓邪單于，反而以漢高祖劉邦等人為自己的祖先。可以說劉淵的舉動在那個時代看起來可謂是驚世駭俗，就算是現在的角度來說請恕我也有點不能了解。
不過這個舉動對于東晉十六國以及南北朝時期的北朝政權都有種顯著的影響，之後的少數民族政權為了讓自己能夠在中原得以立足并得到士人百姓的擁護，他們則必然要和中原政權扯上點關系，而劉淵的“宗漢立國”的是十六國時期的少數民族拉近和漢民之間關系的最常見的做法，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當時的沖突。比如赫連勃勃稱自己為大禹的後裔，并以此定國号為“夏”；鮮卑人建立的“五燕”則稱自己先祖為“有熊氏苗裔”等等諸如此類事情。
劉淵的“宗漢立國”的舉動對于當時十六國時期少數民族統治者是有啟發意義的。他們的“認祖”舉動無疑是拉近了和漢民之間的關系，從這點上來說也促進了民族融合；同時也為他們能夠得以在中原王朝立足提供了便利。
當然，他們的祖先是不是真的如他們所說隻有天知道，畢竟年代久遠，除非有“時光機”去追根溯源，否則誰也不知道。
打破了漢朝正統思想上的桎梏，對少數民族登上曆史舞台提供了基礎，也為“德政”産生了深遠影響
在劉淵以前還沒有少數民族能夠登上曆史舞台，雖然西晉在當時并不得人心，可是他畢竟是屬于漢民族正統王朝，是以這種局面之下劉淵首先要打破人們思想上的桎梏，承認自己的正統地位。
故而劉淵則已“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東夷”的事實為依據提出了“夫帝王豈有常栽”的主張，并以此依據扯出了夷夏無别，人皆可成為帝王的主張（本質上如同陳勝的“王侯将相甯有種乎”）。
而這就為少數民族登上曆史舞台提供了基礎，也打破了人們當時在思想上普遍以漢民族為正統王朝的桎梏；同時劉淵以正統王朝的世襲不在于民族屬性或者血統而在于繼承者是否能夠推行“德政”對于在當時也得到了胡漢各族的普遍擁護。
我們可以看到，就算是在戰火連年的五胡十六國時代偶爾也出現過了“刑法政明”的局面，正是因為有少部分帝王能夠恪守劉淵提出的“德政”，在位期間與民休養生息，恢複生産，比如後來的前秦符堅在我看來就是劉淵提出的“德政”思想的堅定擁護者。
當然，劉淵的确是五胡十六國時期少數民族政權之中少有的“明君”，不過也不可否認的是也是他的出現讓五胡十六國時期的局勢愈發的紊亂。
他的主張讓少數民族得以登上了曆史舞台，可是并非所有的皇帝都能夠恪守劉淵的思想主張，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的确是動亂的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