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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上海的西方人一般對中國人的第一印象很糟糕。他們會看到地鐵站争先恐後擁擠的行人，加速闖紅燈的汽車，甚至有在公共場合就地解手的人。
對于造成這種粗魯的行為的原因，可謂衆說紛纭。上海本地人責怪農村來的打工仔，而西方人則歸咎于“中式文化”——盡管“中式”的台灣和香港更加文明。但這種現象的背後其實有更深層的心理學原因：<b>群體心理在中國影響甚廣。</b>面對朋友，中國人甘願傾囊相助。但如果面對陌生人，插插隊又何妨呢？一面是對陌生人的粗魯，另一面是對親朋好友的關愛。
當然了，中國有14億個獨一無二的個體，而他們隻是被粗糙地貼上了“中國”的标簽，是以我說的這些不能涵蓋所有人。我的結論隻來源于我在上海、廣州和波士頓結交的幾個朋友。但無論他們是不是具有代表性，我都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是以，一個西方人（特别是像我一樣的北美人）可以從中國人那學到什麼處世之道呢？
在中國，慷慨的行為更像一種禮貌的反應，就像說“請”或“謝謝”一樣。這有時表現得很明顯，比如在飯店裡買單。但有時也很細微，比如當鄰座的人弄髒什麼的時候及時遞上餐巾紙，或者當她看上去想要一盤菜的時候及時給她夾菜。似乎每個人都在互相觀察對方的不便之處，使自己可以及時幫上忙。
這是一個人際關系的原則：一個人應該始終給予更多，遠遠超過對方所需要的。有一個周末我和我的同僚丹丹（音譯）、我們的上司安吉拉和安吉拉的兒子本一起去宜興玩。因為丹丹的母親是宜興人，而安吉拉是丹丹的上司，是以丹丹的母親很講禮節地為我們預定了一輛黑色的奧迪a6和一名專車司機。
在我們駛離上海前，丹丹、安吉拉和司機都拿出了一些點心。但是每個人拿出的點心都夠全車人吃了。這引發了一場“禮貌戰”：丹丹拿出了樂事薯片。安吉拉謝絕了薯片，拿出了花生醬拌涼皮。而司機謝絕了兩人的點心，又給大家倒了烏龍茶……在幾分鐘的混亂之後，安吉拉赢了這場“禮貌戰”，是以最終在g2高速路上的時候大家都安靜地吃上了花生醬拌涼皮。
一個小時之後，丹丹打電話告訴母親我們已經吃過了，不用再準備晚餐。她母親說：“好的，我就準備一些小點心。”但當我們到達的時候，才知道原來丹丹母親準備把我們帶到宜興最好的酒店。而她說的“小點心”其實是八大盤宜興名菜，例如太湖龜、甜百合湯、桃仁雞丁、醋溜山筍……她甚至特地為了我這個“外國客人”點了一份澆了蛋黃醬的田園色拉。而且在後來的兩天裡，我們又被招待了5次這樣的“小點心”。
當中國人招待上司、外國客人或是戀愛對象的時候，這種程度的慷慨也就隻是“達标”了而已。是以住在上海的外國人以小氣聞名，也是意料之中的了。
剛開始和簡交往的時候，我感覺很不安。因為那些我很想聽到的甜蜜情話，她從沒說過。有一次，我去印尼出差一周終于回到上海。在我到家的時候，簡沒有說“我想你了”或者是“見到你真高興”，而是直接開始聊天，感覺更像是在公司自助餐廳的一次普通的偶遇，而非久别後的重逢。當我告訴她我愛她時，她隻是面無表情地點了點頭。我開始擔心：她有像我愛她那樣愛我嗎？
但與此同時，她又默默地向我表現出無數小體貼，而且是無私的。她在old navy給我買了短褲。她用拍立得拍下我們倆蠢蠢的樣子，放進裝飾着兔耳的相框裡，然後送給我。為了我的生日派對，她用氣球裝飾了房間，買了薯片和色拉，甚至安排了一輛輪椅使我那位扭傷了腳的朋友也能參加。她似乎覺得這些還不夠，又給我做了一頓美味的香蒜大餐，配上了紅酒和香氛蠟燭。她還給我畫了一幅油畫，畫的靈感來自于一個月前我發給她的一條短信，而我都快忘了有這回事兒了。她為我做了那麼多，而我卻因為她說的少而擔心她不愛我！
我的中文老師蘇偉（音譯）也深谙體貼之道。有一次聖誕節期間，我從紐約坐火車去看他。即使我隻待2個小時，他也不惜往返各40分鐘的時間帶我到他新家坐坐。他送了我一本書，一盒給我母親的茉莉花茶和一大袋可以帶到路上吃的開心果。
從我的大學時期以來，蘇偉的房子一直是向他喜愛的學生們開放的，他說：“這就是你的家！”無論我何時拜訪，他的妻子劉夢君（音譯）總會做一頓大餐招待我，客房裡的床也總是鋪好的，以便我在那過夜。有一次，我随口問了一句“有沒有橙汁？”，自那以後，每次我造訪，冰箱裡總有大瓶裝的純果樂。蘇偉總是積極地關心學生們的生活，并且在學生畢業以後仍以朋友和導師的身份繼續支援着他們，這在我的大學教授們之中是不多見的。作為一位作家、教師和詩人，蘇偉老師比簡更懂得表達，但他仍以行動為首。
中國人對于行動的重視可以追溯到孔子。《論語·裡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敏于行”說的就是簡和蘇偉這樣的人吧。
在不熟悉的社交場合上，我的中國同僚們甯願保持安靜。他們在想：“我不想第一個開口”或者是“我不想說錯話”。這會使工作團隊的午餐及其乏味。為了推動員工間的社交，我們的美國業務經理梅麗莎在辦公室開設了“周五好時光”（friday happy hours）。但大部分員工還是不社交，他們拿了啤酒或爆米花，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這與美式的肆意張揚幾乎是完全相反的。美國人似乎早就為這些社交場合安排好了套路：“最近過得好嗎？”、“在忙什麼呢？”、“周末想怎麼過？”美國人一般是不在乎這些問題的答案的——抱歉，馬克，沒人想聽你的自行車旅行的——但這些套路使人們聚在了一起，促進了人際關系。
内斂與張揚，真心實意的對話與漫不經心的閑聊，這兩組不同的态度導緻了不同的結果。前者帶來一兩個真心朋友，後者帶來許許多多點頭之交。在中國沒有“交際網”這麼一說，将來也很難形成，畢竟孔子說了嘛：“無友不如知己者”。相對的，閑聊雖然可以結交新朋友，但是當你習慣了泛泛之交之後，你會發現那些所謂的“朋友”開始對你言不由衷、話裡帶刺，火藥味不濃，但的确危險。
（譯者忍不住吐槽：中國沒有交際網？現在還能奉行孔子的君子之道的又有幾人呢？作者太天真啦~不過像前文那些粗魯的例子一樣，都隻是特征，特征，我們看看就好）
當然了，中國也有自己的一套社交應酬套路，但也隻是圍繞着吃飯、喝酒、送禮和“禮貌戰”罷了。那些應酬套路即使不能創造出真誠的友誼，也至少能建立起堅定的共識。
當我成為一個中國人真正的朋友時，他或她常常會和我十分親近，而這種親近在西方隻存在于多年的老友之間。宜興之旅中提到的安吉拉是一位進階人事經理，但她對待員工就像對待孩子一樣。她會邀請我和丹丹一起帶着她的兒子去徒步旅行，她會經常在家裡辦晚餐派對。而我的中文老師蘇偉比我的父母更了解我的感情生活。
我的同僚林肯是一個很有想法的數字營銷人，留着像海盜一樣的山羊胡。他是我的遊泳夥伴兼政治辯論的搭檔。我們會一起去徐彙區的公共遊泳池，坦誠相見，換上泳裝，然後遊一兩個小時的泳。之後我們會去蘭州拉面店裡一遍吃面一遍讨論政治和曆史，直到末班地鐵發車的時間。
我的朋友查理斯8歲開始就移居佛蒙特州，他會說“yo（喲）”和 “a’ight（好的）”這樣的俚語，看上去就是達特默斯兄弟會成員的典型了。但即使是像他這樣的美籍華人，也沒有丢掉中式的特點。查理斯會毫不猶豫地花上整個周末與他的“哥們兒”或“姐們兒”吃喝玩樂。雖然他說着英語，待在美國，但他的處世形式仍然是中式的。
無論是安吉拉、蘇偉、林肯還是查理斯，他們都不像我的西方朋友們那樣有着誇張的多愁善感。他們絕不會說“見到你真是太高興啦！”他們隻是簡單地把我邀請到家裡，一起度過一段好時光。
戀愛作為人際關系之中的一個特殊等級，在中國與其說是一種“關系”，倒不如說是一種“結合”。理想的上海男友會為女友做飯、疊衣，還有理所當然地為一切東西埋單——這是我的美國室友喬聽說的。他有一個名叫塞布麗娜的上海女友。要想在中國戀愛，連續不斷地煲“微信粥”是标準，穿情侶裝也不是什麼怪事，甚至連“戀愛”這個概念本身就帶有堅定走向婚姻的暗示。西方的那種“約嗎”文化雖然廣為流傳，但是在像上海這樣的地方，恐怕不管用了。
最深的聯系莫過于親子關系。有一天，簡問她的母親：“如果我死了，你會怎麼辦？”毫不猶豫，甚至沒有轉變表情地，她的母親說：“噢，那我會自殺的。”
我們的生活背景決定了我們待人接物的方式。在我成長的環境裡，人們aa制，謹慎地管理時間，非到緊要關頭羞于表現強烈的情感。潛規則告訴我們如何與他人聊天，如何話裡帶刺，如何說“真高興見到你！”這樣的語句。潛規則讓我們能夠交際，而不用深交。人們可以很慷慨，但通常需要你先開口要求這樣的慷慨。
我在中國結交的朋友讓我開始質疑這是否與人交往的最正确，或者是唯一的方法。他們傾向于少說多做，用體貼的行為表達他們的關心。陌生人之間或許有高牆阻隔，但一旦你翻過了那道牆，所有的東西都能共享。
文化之間有沒有優劣之分呢？我認為當文明禮貌勝過從衆心理，當鴻儒白丁都能坐下來談天，當人們還有隐私的時候，這樣的文化是具有優勢的。在我的故鄉波士頓，沒有哪個團體是占大多數的，每個人都來自他鄉，在那裡這種文化顯得尤為重要。而且當一個人掙脫朋友、家人和戀人之間複雜的關系網之後，他或她能去做更多的事情，變得更有創造力，敢于冒更大的險。
但是過多的個人主義會使人感到孤單。是以，在運用得當的情況下，中式文化能加強人際關系——把慷慨當做禮貌、用行動表示關心、用真誠取代閑聊、給予朋友足夠的關心。在中國，人與人之間互相支援。而且最棒的是，人們将這種支援視為理所應當的事。如果隻要更加關心他人就能變得幸福起來，那我們何樂而不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