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大宋 --- 外敵、制度（重文抑武），黨争(黨同伐異）

一. 境外強敵

宋朝有點時運不濟，在它所處的時代，亞洲地區氣溫逐漸變冷，北方遊牧地區牧草減産，不少牲畜凍餓而死。在生存的壓力下，北方的遊牧民族團結得更加緊密。過去互相争奪牧場的部落紛紛聯合起來，一波接着一波地向南進攻。

中國北方的農業區也因為降溫而減産，經濟受挫，軍事實力也就随之下降。更雪上加霜的是，唐代因為北方人口衆多，亂砍濫伐造成了水土流失，黃河不斷泛濫。宋代時黃河泛濫更加嚴重，出現了幾次黃河改道，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

在大環境的影響下，早在唐朝末年中原一片戰亂的時候，周邊民族就開始侵蝕中原的土地。趙匡胤建立宋朝後，抵禦這些入侵是他必須解決的曆史遺留問題。

其中最大的威脅，是位于中國東北部的契丹。

契丹在唐朝時崛起，原本在今天我國的東北地區以及内蒙古自治區東部一帶活動。總之，就是長期盤踞在長城以北地區。但是到了五代的時候，中國北方有個叫石敬瑭的軍閥為了得到契丹的援助，主動把今天的北京市、天津市，以及山東省和河北省北部這片地區割讓給契丹。這片地區，被稱作“燕雲十六州”或者“幽雲十六州”。

在中國曆史上，中原軍閥向少數民族稱臣、納貢、借兵都不是什麼新鮮事。就連唐朝開國皇帝李淵都曾經向突厥人稱臣。但是，石敬瑭這次割讓燕雲十六州的行為影響太大，以至于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曆史。

燕雲十六州的特别之處在于，它的北端是東西向的燕山山脈，是這一地區南北之間的唯一天險，長城就建立在燕山山脈上。燕雲十六州被契丹人占去後，長城防線也就不複存在了。契丹士兵可以輕而易舉地進入中原。

這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契丹得到了大量的農田和農業人口。遊牧民族的優勢在于騎兵勇猛，農耕民族的優勢在于糧食多、人口多。契丹占領了燕雲十六州後，把當地的百姓編入原有的遊牧部落，讓每一個部落都有了農業地區的人口和糧食支援，等于兼具了遊牧民族和農業民族的優勢。契丹人還積極漢化，用漢人的方式統治燕雲十六州，并且建立國家，國号“遼”。

宋人明白燕雲十六州的重要性，宋朝建立以後，幾次向北作戰企圖奪回十六州。但遼國已經有了農業人口的支援，戰鬥力大大提升。宋朝的北伐軍最遠的一次打到了今天的北京市西直門外，但最後還是功虧一篑，大敗而歸。

打，打不下來，要不就防守吧？可防守也是個大問題，這和北宋的都城位置有關。

唐朝自“安史之亂”後，内亂不斷，長安和洛陽這兩個首都被接二連三的洗劫，到後來幾乎成為一片廢墟。是以五代十國的時候，北方政權大都把首都定在了今天的河南省開封市，當時稱為“汴（biàn）梁”或“東京”。

開封距離洛陽不遠，也位于中原地區的中心。和洛陽相比，開封還有更加便利的水運條件。經過五代十國的不斷建設，開封已經變得非常繁榮，宋朝定都開封是順理成章的事。

但和洛陽比，開封有個緻命的缺陷：防禦力太差。開封雖然距離洛陽不遠，但是兩者的地形有天壤之别：洛陽北面是黃河，其餘三面環山，整個洛陽地區等于是在四周天塹包圍下的一小片平原，位置得天獨厚，是以才成為曆朝古都。開封呢，除了北邊有黃河外，周圍全是平原，黃河以北的大片土地也都是平原，沒有可以用來防禦的地勢。尤其是對于遊牧民族的騎兵，簡直就是待宰的羔羊。

趙匡胤先是延續後周的制度，定都開封，等到國事穩定後，趙匡胤曾經和身邊的人讨論過要不要遷都洛陽，也沒商量出個定論，這事就拖下來了。

或許趙匡胤覺得，這個問題可以過幾天再解決。可沒想到，有一天他突然暴病身亡了。

據說當天的情況是這樣的：這晚上，趙匡胤和他的弟弟趙光義一起喝酒，宮女宦官都不許入内。據屋外的人講，他們借着屋裡的燭光看到窗戶上人影晃動，趙匡胤用“斧”戳地，兩個人似乎發生了争執。後來倆人喝完酒，趙光義睡在了宮中，半夜，趙匡胤就暴斃身亡了。這段故事，就是俗稱的“燭影斧聲”。

這件事隻在宋人的野史中有記錄，史學家們既找不到支援它的證據，也找不到反駁它的理由。連趙匡胤戳到地上的“斧”到底是能砍人的大斧，還是用來當鎮紙的小斧，又或者是個拂塵，曆史學家也沒有達成共識，這個事件是個千古疑案。

為什麼人們對這個疑案這麼感興趣呢？是因為趙匡胤暴斃後，繼承皇位的是他的弟弟趙光義，而不是趙匡胤的嫡長子。

不管趙光義有沒有弑君，他的繼位都違反了嫡長子繼承制，當時就有人質疑他繼位的合法性，甚至還有人策劃發動政變，試圖擁立趙匡胤的兒子繼位。

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趙光義一定要選擇定都開封了。因為在即位之前，趙光義的身份是開封市市長，等于說開封是他的勢力範圍。而洛陽市的市長是趙匡胤兒子的嶽父。為了穩住帝位，趙光義隻能待在開封。

這可苦了北宋的邊防軍。

從遼國邊境到開封，騎兵隻需要三四天的時間就可以到達黃河岸邊，遼軍占盡了機動優勢。這不單單是個軍事問題，還是個經濟問題：沒有天塹可以倚仗，大宋就需要駐紮數倍于平時的防衛軍。又因為遼國擁有機動優勢，這些軍隊又不能平時種田戰時組織，必須時刻保持戰鬥狀态。

打仗是古代最花錢的事。宋朝即便在和平時期也要保持一緻龐大的作戰隊伍，這對國力是極大的消耗。

光抵抗一個遼國還不算。在我國的西北地區，今天的甘肅省全境、甯夏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又崛起了一個新勢力——由黨項人建立的“夏”政權，曆史上稱為“西夏”。西夏比遼國弱一些，但不比北宋差，和北宋經常發生戰争。北宋要面臨雙線的戰争壓力，每年耗資巨大，卻隻能混一個自保。

二. 重文抑武

在講李隆基時，我們說過制度的穩定性和效率的問題，這兩者要追求一個，就要犧牲另一個。唐朝亡就亡在一味地追求效率，放棄了政權的穩定性。節度使獨大、宦官專權，都是制度缺乏穩定性的表現。

宋朝吸收了唐朝的教訓，設計制度時非常看重穩定。但與此同時，也就犧牲了效率。

先說軍隊。

宋朝的經濟非常繁榮，從賬面上說，軍隊實力也很強大：軍隊數量多，物資儲備多。我們說過，決定戰争勝負的關鍵是國力，照這麼看，宋朝應該是個軍事強國才對。

可惜，強大的賬面優勢被低效率抵消了。

宋朝采用“強幹弱枝”的政策，資源向中央軍傾斜；又經常輪替将領，保證“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讓兵将之間不能好好協作；又重文輕武，讓文官挾制武将，降低武将的地位。這些措施都降低了軍隊的戰鬥力。

戰鬥力降低了，為了保證邊境的安穩，國家就要供養更多的部隊，以彌補效率上的損失。大宋對養兵倒是舍得花錢，士兵的福利很不錯，結果為了供養一支龐大的常備軍讓國家财政苦不堪言，這就是所謂的“冗（rǒng）兵”。

再說朝廷。

宋朝的文人筆記裡記載了這麼一件事：說趙匡胤當上皇帝後，有一天要求大内給他造一個熏籠。“熏籠”是什麼呢？古人喜歡用個小爐子燒點碳取暖，或者燒點熏香。這個爐子燙人，它危險啊，是以要在外面再罩一個小籠子，這樣小爐子就可以抱在懷裡或者塞到被窩裡了。這個小籠子就是“熏籠”。

趙匡胤要大内造一個熏籠，這指令傳下去了，結果等了好幾天都沒造好。趙匡胤急了，問底下的人：怎麼還沒造好啊？底下的人回答：這件事，得經過尚書省、部、寺、局，一級一級準許，辦手續，然後再複奏到皇上面前，您準許了，這熏籠才能開始制造。趙匡胤一聽就崩潰了，找來宰相問：兄弟我當年在民間，花幾十文銅錢就能買個熏籠，現在做了天子，想弄個熏籠怎麼這麼費勁啊？

宰相回答：這些規矩不是給您設計的，而是給您的子孫後代設計的。将來您的子孫如果想造一些奢侈的東西，他就必須經過相關部門的層層審批，還可能有負責監督皇帝的官員（谏（jiàn）官）去彈劾他。

趙匡胤一聽就明白了，這才轉怒為喜。

這個故事說明了什麼呢？一個是說趙匡胤當年的良苦用心，不惜用複雜的官僚制度去牽制皇權。但另一方面，也說明為了保持國家的穩定要付出多大的效率代價。皇帝造個日常用品都需要這麼繁瑣的手續，那要幹點大事，得多費勁啊？

一件事負責的人越多，效率就越差，甚至根本完不成。

宋朝政府就有辦事效率低下的問題。為了分權，一件事好幾個部門辦，增加了官員的數量。可辦事效率反倒下降了，而且人越多效率越低，這就是“冗官”。

宋朝重文輕武，優待文官，官僚都有不錯的薪水和福利，光養官員就是一筆龐大的支出。為了減少戰争壓力，宋朝還每年給西夏和遼國大筆的“歲币”，以換取和平。再加上龐大的軍費，這些都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負擔。日益加重的土地兼并又減少了國家的收入，結果是國家财政入不敷出，這是“冗費”。“冗兵”“冗官”“冗費”，用低效率拖了國家的後腿。。

三. 黨争

随着科舉制度的日漸完善和發展，宋朝的統治者們又面臨一個新問題：黨争。宋朝時所稱的“黨”，簡單的說，就是私人組成的利益集團。

在原始社會裡，原始人沒有集體的概念，可他們會自然而然地結成一個個小團體、小部落。道理很簡單：集體的力量比個人大，小團體可以輕松幹掉落單的人。誰拒絕加入團體，誰就會被别的團體幹掉，無法生存下去。

古代的政治生活是“儒表法裡”，在儒的道德規矩下面，還有法家的殘酷鬥争。政治鬥争是你死我活的，不是我幹掉你，就是你幹掉我。個人要想生存下去，必須依附在強者身邊。在魏晉的門閥社會裡，家族背景最強大，官員們依靠的是自己的家族。到了晚唐以後的科舉時代，官員都是寒門出身了，都沒有背景。為了能生存，這些人也就要像原始人結成部落那樣，自動形成一個一個的小集團。

這個小集團，就是“黨”。這裡的“黨”和我們今天的“政黨”不是一回事。它沒有嚴密的組織和政治綱領，它是一群為了利益而走到一起，互相幫助、共同進退的官員。

在古代的政治話語裡，“黨”字是貶義詞，代表着危害社會的小團體。因為在儒家看來，社會秩序是靠禮制來維持的。你該幹嗎就幹嗎，都是按照你的身份規定好的。如果你私下裡結成了小團體，以小團體的利益為上，這就破壞了社會秩序。是以孔子說“君子不黨”，反對“朋黨”。

對于國家來說，朋黨最大的問題，是官員把小集體的利益淩駕于國家利益之上。對于政策的褒貶，他們想的不是這個政策對國家的好壞，而是這個政策對自己的朋黨是否有利。對于官員的升降，他們想的不是官員的能力品格，而是這官員是屬于哪個朋黨的。

朋黨之間的互相攻擊稱為“黨争”。如果官場上的大部分人都忙于黨争，忙于互相拆台，這個國家就更亂了。

宋朝最有名的黨争是王安石變法。前面說過，宋朝的制度問題其實有很多。到了宋神宗時，各種弊病累積得太多了，再加上邊境戰争的巨大壓力，國家已經有衰敗的迹象。朝廷中的很多大臣都有進行改革的願望。其中最有名的兩個人，一個是大文學家王安石，一個是大曆史學家司馬光。

王安石是一個激進派，他給皇帝提出了涉及政治、經濟、軍事、人事的全方位改革計劃。他的很多改革方案本身是好的，但是再好的方案也不能一口氣全部執行，這樣國家受不了——前一個這麼搞的人是王莽，我們都知道他後來的下場。

可那時候的宋神宗隻有二十歲，年輕人心氣高，總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國家振興起來。王安石的天才想法和慷慨激昂的說辭（畢竟是大文學家麼！）說動了宋神宗。很快，這一攬子改革方案就全面展開了。

王安石的改革方案特别激進，以至于有些設計脫離實際。比如他提出由國家給農民提供低息貸款，以今天的眼光看，這是一件國家和百姓雙赢的好事。但是他的想法太超前，很多技術問題考慮不周，國家的執行力也跟不上。比如低息貸款在現代社會應該是由商業銀行負責執行，去鑒别哪個農戶可以放貸，去監督農戶不要把錢亂花。但王安石在執行的時候，這些貸款變成了政府的一道指令，政府指令到了基層就變成了強行攤派。官員管你農戶需不需要貸款，他隻管完成自己的任務，強制農戶貸款、交利息，反倒成了一項禍國殃民的壞政策。

王安石的方案太激進，是以有很多人反對他。反對者中的首領就是司馬光。司馬光也不是不想改革，但他的方案還是儒家的老一套：鼓勵農業生産、節約政府開支之類的。于是在改革的問題上，王安石派和司馬光派就打起來了。這事一旦分成了派别，原本單純的技術問題就變成了站隊問題。朝廷上的官員紛紛站隊，站好了隊伍就開始攻擊另一方，在朝廷上展開了全面的黨争。

這件事的結果是，大臣們做什麼事都要先想黨派的問題，然後才去考慮國家。比如王安石為了壯大己方的力量，提拔了一些雖然支援改革，但是人品很差的人。結果是既激化了黨派之間的沖突，又損害了改革的效果。司馬光也有問題，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并非都是壞的。但是司馬光在上台後，凡是王安石提出的改革政策，一律反對，全盤否定。結果國家辛辛苦苦改革了十幾年，到頭來什麼都沒有改變，把改革發展的時機都耽誤了。

後來，宋朝朝廷完全陷入了黨争的泥潭，朝堂上成天都在為一點小事争論不休。于是“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朝廷還在扯皮，敵兵已經打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