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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背景回複“250部”可擷取世界經典電影250部！
今年4月，第六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盛大舉行。
這一屆北影節“經典修複”單元，放映了一部1916年的影片《黨同伐異》。據當時去看的小夥伴們說，票在一天之内就售罄了！
再來看看豆瓣上對《黨同伐異》的評分，竟高達8.6分！
之是以小夥伴對這部電影抱有這麼大的熱情，說白了就是4個字：大師名作。
電影史上無論如何也繞不過這部電影。
有一組數字可以證明這部電影的“宏大”：
影片在1916年9月5日上映，而整個拍攝過程花費22個月零12天，攝制成本達到200萬美元（注意，那是100年前），從業人員多達6萬多人。
這真是史無前例的超級大片！！
然而，就是這麼一部恢弘巨制，卻導緻導演格裡菲斯徹底虧本，幾乎整個下半輩子都在為償還這筆債務而苟且活着。
是以，因拍《天堂之門》而落魄的邁克爾·西米諾應該能欣慰些了。。。
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提到大衛·格裡菲斯，就會有一連串的頭銜跟着跑出來，“現代電影之父”、“電影界的莎士比亞”等等諸如此類，足可見他在電影史上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他之前，電影還隻是被當做大家娛樂消遣的商品。
正是他，讓電影脫離了戲劇，獨立成為一門可以跟詩歌、音樂、舞蹈、繪畫、雕塑、戲劇平起平坐的“第七藝術”。
可以這麼說，電影發展100多年來，還找不到第二個人對電影産生如此深遠的影響。
在《世界電影史》中，喬治·薩杜爾這麼評價他：
“他為電影引入了形式上的新因素和綜合的智慧，給美國電影增加了《一個國家的誕生》和《黨同伐異》這樣兩部偉大的作品。他的作品成為全世界各地拍攝影片的典範。”
沒錯，絕大多數人都會記得他執導的《一個國家的誕生》。
正是這部帶有鮮明種族主義的電影中，出現了蒙太奇，出現了特寫鏡頭，還使用真布景拍攝。
這些技巧為電影藝術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為後來無數的影片所借鑒。
《一個國家的誕生》可謂毀譽參半，因為它觸及了奴隸制、3k黨等當時十分敏感的社會話題，不但曾慘遭禁映，甚至還造成了社會的混亂。
似乎這樣的厄運并未離開格裡菲斯，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了《黨同伐異》身上。
彼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在歐洲大陸打響，流血、殺戮、死亡、恐怖的陰雲始終萦繞不散。
格裡菲斯感受到偏見和仇恨給人類所帶來的災難，于是他選擇用作品來表達憤懑之情。
電影一共由四個獨立的故事組成：
第一個故事叫“母與法”，發生在1910年代的美國。它講的是一個青年勞工被錯判為殺人犯，被處以絞刑，妻子最終找到了兇手，救出了丈夫。
在這個故事當中還表現了當時美國嚴重的經濟危機：資本家剝削勞工，迫使勞工不得已舉行罷工，而在沖突中，很多平民是以喪生。
導演用強有力的鏡頭描寫了資本主義對勞工的殘酷鎮壓，也對“死刑”進行了攻擊。
第二個故事叫“基督受難”。它描寫的是《聖經》中的耶稣基督被釘上十字架的過程。
其實這樣的改編是很冒險的，搞不好就會像斯科塞斯的《基督最後的誘惑》那樣被萬人唾罵，但是格裡菲斯認為這個故事的出現尤為必要，就算冒險也得幹。
第三個故事叫“聖巴托洛米大屠殺”。描寫1572年的法國，一對即将結婚的新教徒男女慘遭殺害的故事。
第四個故事叫“巴比倫的陷落”。地點發生在公元前539年的巴比倫，由于大祭司勾結波斯王居魯士，出賣國家，率兵攻打巴比倫王貝爾撒薩，最終導緻巴比倫王國的覆滅。
一部影片包括四個故事，你會說：這不就是現在很流行的“拼盤電影”嗎？尤其是情人節電影最愛弄這套。
《xx，我愛你》、《奔愛》齊躺槍。
但是，格裡菲斯并不是講完了一個故事再講下一個故事，而是把這四個情節獨立的故事穿插在一起講。
這下徹底讓當時的觀衆懵逼了！
事實上，放到現在，這樣的平行叙事相當常見，連像《爸爸去哪兒》之類的綜藝節目也這麼做，觀衆也不見得看不懂。
可是問題就出在，格裡菲斯的這種手法太前衛了，忽略了他所處的時代的觀衆業已形成的既定審美習慣。
格裡菲斯自己是這麼說的：
“我的四個故事是交替着出現的。在開始時，它們像四道分開的、流得很慢很平靜的流水，以後漸漸接近，越流越快，最後則彙合成一隻情感奔騰的急流。”
或許是他的這番話啟發了大洋彼岸蘇聯的蒙太奇學派們，是以普多夫金才會在電影裡用“冰河開化”處理成隐喻蒙太奇吧！
（普多夫金《母親》）
其實這四個故事不是沒有共同點，聯系着它們的紐帶是愛、仇恨和背叛，并以此闡明“黨同伐異”與殘暴所造成的不幸。
片中一個母親搖晃搖籃的鏡頭反複出現，作為“時代轉換”的隐喻。
這是因為格裡菲斯非常喜歡惠特曼的一首詩：“搖籃不定的搖擺，把曆史和将來連成一線。”
搖啊搖，搖到外婆橋~
不得不說，正是觀衆難以了解影片的内涵，使得三個小時的觀影過程變得如坐針氈，成為這部大片失敗的直接原因。
而1917年美國全面參與一戰，并且加入了對德戰争，則間接導緻這部弘揚寬容與和平的影片的票房全新潰敗，直至血本無歸。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它的成本太高了啊！格裡菲斯可謂最有膽識的導演，他在安排布景方面砸錢一點都不含糊。
比如那片恢弘的巴比倫宮殿，縱深達1600米，高塔高達70米，動員了4000個群衆演員。
由于場面太大，鏡頭都裝不下，為了拍攝全景，攝影師隻能坐在熱氣球上面拍攝。于是就出現了影史上這壯觀的一幕：
在拍攝波斯軍隊的一個鏡頭時，竟然動用了1.6萬人。
為此格裡菲斯每天都得支出1.2萬美元的工資，以維持貨品的運輸、食品供應和指揮工作。
在那堵四層樓高的城牆上面（跟真實的一樣高），可以并排行駛4匹馬駕駛的馬車。
而在拍攝戰争場面時，根據劇情需要，想推倒就推倒。
是以說這200萬美元的成本不是随随便便投入的，每一個真金白銀，都能在電影的視覺水準上得到展現。
當最終影片賠了個底朝天的時候，作為“始作俑者”的格裡菲斯隻能獨自承擔那虧掉的100多萬美元。
由于他的經濟實在太過困難，使得建好的布景都沒有錢拆掉，那座原樣複制的巴比倫城就這樣屹立了四年，直到1919年才被拆掉。
《黨同伐異》票房的失利，不光讓一代大導演“身敗名裂”，也讓好萊塢高層開始反思“導演中心制”的弊端。
有一些制片人在控制預算時總是對導演們說：“就算你有格裡菲斯的才能，但是目前我們不打算拍攝《黨同伐異》。”
您瞧，《黨同伐異》成了“砸錢無底洞”的代名詞。
也正基于此，好萊塢開始實行了“制片人中心制”，這一制度一直延續至今。
雖然我們說了這部電影的下場有多麼的慘，但是它的積極影響也不容忽視。
比如之前我們就說過，蘇聯電影導演們對這部電影佩服得五體投地，愛森斯坦等人甚至逐幀分析它的鏡頭語言和剪輯手段，直接促成了“蒙太奇理論”的出現。
平行蒙太奇的叙事手法，在奧森·威爾斯的《公民凱恩》中還魂。
威爾斯用五個人物的叙述，還原一位傳媒大亨備受争議的一生，這與格裡菲斯“四個故事指向同一主題”的做法不謀而合。
威爾斯一向很高冷，但對格裡菲斯卻不乏溢美之詞：“我們這一傳播媒介中的第一天才。”
要想舉出受《黨同伐異》影響的電影，那真是不勝枚舉，世界各國俯拾即是。
從黑澤明的《羅生門》，到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兩生花》，從湯姆·提克威的《羅拉快跑》到阿倫·雷乃的《吸煙不吸煙》，無數導演都表示從《黨同伐異》中獲益匪淺。
“格裡菲斯可以做好每一件事，他在好萊塢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非常超前的。”——挖掘了格裡菲斯的萊昂内·巴裡摩爾如是說。
好在超前的格裡菲斯在去世之後，得到了世人公正的評價。
畢竟在這個多元化的世界，我們早已明白，“唯票房論”是多麼狹隘和偏激的事情。
好萊塢并沒有忘記格裡菲斯，1975年美國還發行了紀念格裡菲斯誕辰100周年的郵票。
2001年9月，美國好萊塢大道上的柯達劇院正式對外開放。
它超高的拱門，和那隻重大33500磅的大象雕塑，就是在向《黨同伐異》緻敬。
今年是《黨同伐異》上映100周年。
我們能向它緻意的方式，就是重新再看一次，或許從哪些紅色、綠色、藍色、黃色和紫色的膠片中，還能感受出新的體悟。
“毋庸置疑，他（格裡菲斯）是個影響世界的天才。”
——卓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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