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奇遇季#中國社科院五卷本《中國通史》摒棄編年體或章節體，采用人物傳記與重大事件結合的方式，用 100 個專題叙述了從中國境内的人類起源到晚清的中國曆史，且包含了新近的考古和研究成果。
導讀：近日來，人們對即将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議論紛紛，關于人口增加或減少利弊的争辯相持不下。過去社會人口多就是國家繁華的标志，建國後評價标準為什麼一變再變呢？“七普”資料姑且待之，且看曆史上人口多與少的利弊之辯。
國人暴動
公元前841 年，不堪忍受的周人發動了暴動，驅逐了周厲王，厲王出逃到彘地( 今山西霍州)。這一年被稱為“共和元年”，是我國有确切紀年的開始。十四年後，流落在彘地的周厲王去世，太子靜即位，就是周宣王。
相傳，周宣王一生酷愛鬥雞，不過由于從小曆經坎坷，即位後的周宣王并沒有玩物喪志，而是勵精圖治，努力重振朝綱。他曾有效地調動起各種力量，先是依靠附屬周朝的秦人抵禦戎狄，等積蓄力量後，率軍親征，最終迫使戎狄遠去，西周王朝是以一度号稱中興。
周宣王後期，在對外戰事中一再失利，先後敗于“姜氏之戎”和“亡南國之師”。在三番五次的潰敗之後，周宣王要登記人口數目——這是文獻記載中國最早的人口普查，這個舉動震驚了王朝的官員們。大臣仲山父竭力勸阻，因為這個舉動不僅不合祖宗成法，而且是個示弱之舉。
周幽王烽火戲諸侯
西周時期是兵農一體，周人平時耕種，按時訓練，戰時則成為士兵，編入軍隊作戰。而在西周分封制度下，隸屬于周王的軍隊，隻能由王室直接控制下的土地上的民戶出任。以前，王室掌控大量的土地和人民，有着充足的兵源，曆代周王并不統計人戶總數。而西周晚期王室控制的群眾太少，亡南國之師後，周軍兵力不足，宣王打破了祖宗成法，登記自己所控制的人口總數，補充兵力。在王朝大臣的眼裡，這一舉動是向諸侯示弱，将會失去諸侯的親附。
周宣王終于沒有聽從大臣的勸谏。因為，疲弱的兵力已經讓他無法強撐門面了。這位中興之主，到了晚年，再也無力阻止王室的頹敗之勢了。宣王晚年，一個可怕的流言在王畿地區散布。
流言稱：“桑木的弓，箕木的箭袋，滅亡周國。”流言傳到宣王耳朵裡，他下令捕殺一對出售這兩樣東西的夫婦。王室的頹敗之象日益顯露，不安的情緒在王朝中湧動，幾句流言就使至高無上的周王如同驚弓之鳥。而周宣王的下一代周幽王即做了亡國之君。
在耕地面積基本固定，生産方式無革命性改變的情況下，人口激增是任何一個王朝都無法承受之重。
談到西漢滅亡，我們一般會歸結為政治的腐敗。其實還有兩個重要的客觀因素常常會被忽視。其一是人口自然增長這個變量。根據史料記載，西漢初年的人口不過一千三百多萬，到了西漢平帝時，達到六千多萬，人口稠密的關東與關中某些地區，每平方公裡平均多達千人以上。這個人口高峰一直到唐代才被超越，這樣的人口密度與現代相比也差别不大。
在生産方式沒有革新的時代，人口急劇增長，同樣的土地已不堪其負，不能提供足夠的糧食，滿足果腹之需。其二是自然環境變化的變量。西漢末年，天災不斷，黃河多次改道。成帝、哀帝時，流民以百萬計，在發生災害的年份，流離失所、死于溝壑的百姓更不計其數。
人口激增，災害不斷，政治黑暗，秩序混亂，帶來的是貧富懸殊，奴婢與牛馬一起在市場出售，豪強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加重，很多人辛勞終年，難以果腹。從官員到百姓，對現實普遍不滿，對前途喪失信心，都希望變革，希望社會重新整合。在這種情況下，王莽出現了。
盛唐氣象
唐玄宗統治時期，社會經濟空前繁榮。他下令在全國範圍内進行大規模的括戶，也就是對那些因戰亂或沉重的賦役、兵役而被迫逃亡的農民進行全面普查，準許逃亡農民就地落籍，結果括出八十萬逃戶，使國家控制的戶口從神龍元年（705 年）的六百一十五萬戶增加到開元十四年（726 年）的七百零六萬戶，人口則達到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人。到了三十年後的天寶十三載（754 年），政府控制的戶口更增加到九百一十八萬戶。
事實上，據中晚唐著名學者杜佑估計，當時的實際人戶當有一千三四百萬戶。如果以每戶五六口推算，則全國人口當在七千萬上下，而長安的人口就在百萬以上。那麼，當時世界其他國家的人口是什麼情況呢？東法蘭克王國從塞納河到萊茵河之間的人口二三百萬。直到16 世紀，地中海地區人口才五六千萬，北非人口則是三百萬。當時全世界總人口兩億左右，僅唐朝就占全球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農業的發展，是盛唐經濟繁榮的基礎。史書記載：當時“四海之内，高山絕壑，耒耜亦滿”，意思是當時全國耕地很多。據統計，開元天寶年間全國的耕地達六億六千萬畝，人均超過九畝，為當今中國人均耕地的八倍。随着水利灌溉設施的興修，耕作制度的改進，水稻種植的北移，曲轅犁、筒車等先進生産工具的普遍利用，盛唐的農業生産率得到提高，出現了“公私倉廪俱豐實”的喜人局面。
長安異域風情
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 吳宗國
據學者推算，盛唐時代，全國每年糧食産量可達六億石，約相當于今天的二百五十億公斤，平均每人占有糧食約三百五十公斤。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迹。由于天時、地利、人和，盛唐的人口數量、耕地面積和機關面積糧食産量都達到了一個良好的比例，這是盛唐得天獨厚之處。
作為大唐帝國的首都和當時世界上最為繁華的都市，“長安城中百萬家，不知何人吹夜笛？”盛唐詩人岑參的詩句為我們勾畫了長安的人口規模。而中晚唐的韓愈也曾指出：“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
關于長安具體的人口數量，史學界曾有過許多争論，有學者認為即使在盛唐的天寶年間，長安城也不過六十萬人，但根據有些學者的推算，其人口達到一百八十萬人。時至今日，具體的争議雖然仍在繼續。
北宋開封
經過北宋一百多年的營建，開封終于在11 世紀至12世紀初成為中國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都市，人口超過百萬，“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商業貿易極度繁榮、人氣一路攀升的開封，也吸引了當時全世界關注的目光，出現了“八荒争湊，萬國鹹通”的盛況。高麗、印度、越南、日本等地的留學生，源源不斷地來到開封。還有上百名猶太人遷徙而來，融入東京汴梁的城市生活。猶太人是流浪的，也是最難同化的，他們能在此地停留下來，并長期地定居下去，宋都開封的吸引力可見一斑。
南宋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經濟、文化達到了空前的繁榮，臨安也成為12 至13 世紀最為繁華的世界大都會，被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 波羅贊為“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城”。據《鹹淳臨安志》記載，宋度宗年間，臨安府的人口已達一百二十四萬多人。
根據著名經濟史家全漢昇先生的研究，宋代的戶數與人口，按《宋史· 地理志》的記載，在大觀四年（1110 年）戶約二千萬，口約四千六百萬。前一個數字沒有多大問題，後一個數字很可能由于人民為逃避丁稅的負擔，而少申報口數，以緻過分偏低。如果按“五口之家”計算，中國在12 世紀初約有一億多人口，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康乾盛世
清朝從順治朝整頓賦役制度，到康熙、雍正朝嘗試變通、推行攤丁入畝的程序來看，盡管沒能根本改變曆史的積弊，但多少緩和了丁糧分征、丁役不均、放富差貧的社會不公現象，使老百姓的沉重負擔有所減輕、人身依附也相對松弛。總的來說，攤丁入畝的普遍實行，收到了抑富、益貧、利國的效果。清王朝之是以在乾隆時能達到發展高峰，與攤丁入畝的普遍推行有很大關系。
此外，蕃薯、南瓜、番茄、辣椒、蠶豆，尤其是玉米與馬鈴薯，都是明清時代通過外洋貿易而從美洲傳入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哪些作物像這幾種外來作物一樣對中國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在災害頻仍的中國内地，這些高産而抗旱的糧食不知救活了多少中國人的性命。
鴉片戰争前的道光五年（1825 年），中國實際人口已經超過四億，但城市人口隻占6%—7%。據美國曆史學家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統計，直到晚清，長江中下遊地區的城市人口隻占7.4%。這表明，鄉村社會仍是當時中國的絕對主導。
這一時期全國的耕地面積卻沒有增加，甚至還因為災害等原因有所減少。人均占有土地面積急劇下降的同時，土地還在向少數富人、旗人以及官莊集中。到清朝中期，全國總人口中大約有60%—90% 的人處于無地狀态。無地的農民隻能背井離鄉，流入城市充當苦力，甚至出海尋求生計，昔日的繁榮下面潛藏着嚴重的社會危機。這就是鴉片戰争前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