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奇遇季#中国社科院五卷本《中国通史》摒弃编年体或章节体，采用人物传记与重大事件结合的方式，用 100 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且包含了新近的考古和研究成果。
导读：近日来，人们对即将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议论纷纷，关于人口增加或减少利弊的争辩相持不下。过去社会人口多就是国家繁华的标志，建国后评价标准为什么一变再变呢？“七普”数据姑且待之，且看历史上人口多与少的利弊之辩。
国人暴动
公元前841 年，不堪忍受的周人发动了暴动，驱逐了周厉王，厉王出逃到彘地( 今山西霍州)。这一年被称为“共和元年”，是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十四年后，流落在彘地的周厉王去世，太子静即位，就是周宣王。
相传，周宣王一生酷爱斗鸡，不过由于从小历经坎坷，即位后的周宣王并没有玩物丧志，而是励精图治，努力重振朝纲。他曾有效地调动起各种力量，先是依靠附属周朝的秦人抵御戎狄，等积蓄力量后，率军亲征，最终迫使戎狄远去，西周王朝因此一度号称中兴。
周宣王后期，在对外战事中一再失利，先后败于“姜氏之戎”和“亡南国之师”。在三番五次的溃败之后，周宣王要登记人口数目——这是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人口普查，这个举动震惊了王朝的官员们。大臣仲山父竭力劝阻，因为这个举动不仅不合祖宗成法，而且是个示弱之举。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
西周时期是兵农一体，周人平时耕种，按时训练，战时则成为士兵，编入军队作战。而在西周分封制度下，隶属于周王的军队，只能由王室直接控制下的土地上的民户出任。以前，王室掌控大量的土地和人民，有着充足的兵源，历代周王并不统计人户总数。而西周晚期王室控制的民众太少，亡南国之师后，周军兵力不足，宣王打破了祖宗成法，登记自己所控制的人口总数，补充兵力。在王朝大臣的眼里，这一举动是向诸侯示弱，将会失去诸侯的亲附。
周宣王终于没有听从大臣的劝谏。因为，疲弱的兵力已经让他无法强撑门面了。这位中兴之主，到了晚年，再也无力阻止王室的颓败之势了。宣王晚年，一个可怕的流言在王畿地区散布。
流言称：“桑木的弓，箕木的箭袋，灭亡周国。”流言传到宣王耳朵里，他下令捕杀一对出售这两样东西的夫妇。王室的颓败之象日益显露，不安的情绪在王朝中涌动，几句流言就使至高无上的周王如同惊弓之鸟。而周宣王的下一代周幽王即做了亡国之君。
在耕地面积基本固定，生产方式无革命性改变的情况下，人口激增是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承受之重。
谈到西汉灭亡，我们一般会归结为政治的腐败。其实还有两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常常会被忽视。其一是人口自然增长这个变量。根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一千三百多万，到了西汉平帝时，达到六千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与关中某些地区，每平方公里平均多达千人以上。这个人口高峰一直到唐代才被超越，这样的人口密度与现代相比也差别不大。
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其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其二是自然环境变化的变量。西汉末年，天灾不断，黄河多次改道。成帝、哀帝时，流民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
人口激增，灾害不断，政治黑暗，秩序混乱，带来的是贫富悬殊，奴婢与牛马一起在市场出售，豪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加重，很多人辛劳终年，难以果腹。从官员到百姓，对现实普遍不满，对前途丧失信心，都希望变革，希望社会重新整合。在这种情况下，王莽出现了。
盛唐气象
唐玄宗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括户，也就是对那些因战乱或沉重的赋役、兵役而被迫逃亡的农民进行全面普查，准许逃亡农民就地落籍，结果括出八十万逃户，使国家控制的户口从神龙元年（705 年）的六百一十五万户增加到开元十四年（726 年）的七百零六万户，人口则达到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人。到了三十年后的天宝十三载（754 年），政府控制的户口更增加到九百一十八万户。
事实上，据中晚唐著名学者杜佑估计，当时的实际人户当有一千三四百万户。如果以每户五六口推算，则全国人口当在七千万上下，而长安的人口就在百万以上。那么，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是什么情况呢？东法兰克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二三百万。直到16 世纪，地中海地区人口才五六千万，北非人口则是三百万。当时全世界总人口两亿左右，仅唐朝就占全球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农业的发展，是盛唐经济繁荣的基础。史书记载：当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意思是当时全国耕地很多。据统计，开元天宝年间全国的耕地达六亿六千万亩，人均超过九亩，为当今中国人均耕地的八倍。随着水利灌溉设施的兴修，耕作制度的改进，水稻种植的北移，曲辕犁、筒车等先进生产工具的普遍利用，盛唐的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出现了“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喜人局面。
长安异域风情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宗国
据学者推算，盛唐时代，全国每年粮食产量可达六亿石，约相当于今天的二百五十亿公斤，平均每人占有粮食约三百五十公斤。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盛唐的人口数量、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粮食产量都达到了一个良好的比例，这是盛唐得天独厚之处。
作为大唐帝国的首都和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都市，“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盛唐诗人岑参的诗句为我们勾画了长安的人口规模。而中晚唐的韩愈也曾指出：“今京师之人，不啻百万。”
关于长安具体的人口数量，史学界曾有过许多争论，有学者认为即使在盛唐的天宝年间，长安城也不过六十万人，但根据有些学者的推算，其人口达到一百八十万人。时至今日，具体的争议虽然仍在继续。
北宋开封
经过北宋一百多年的营建，开封终于在11 世纪至12世纪初成为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人口超过百万，“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商业贸易极度繁荣、人气一路攀升的开封，也吸引了当时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出现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盛况。高丽、印度、越南、日本等地的留学生，源源不断地来到开封。还有上百名犹太人迁徙而来，融入东京汴梁的城市生活。犹太人是流浪的，也是最难同化的，他们能在此地停留下来，并长期地定居下去，宋都开封的吸引力可见一斑。
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经济、文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临安也成为12 至13 世纪最为繁华的世界大都会，被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 波罗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宋度宗年间，临安府的人口已达一百二十四万多人。
根据著名经济史家全汉昇先生的研究，宋代的户数与人口，按《宋史· 地理志》的记载，在大观四年（1110 年）户约二千万，口约四千六百万。前一个数字没有多大问题，后一个数字很可能由于人民为逃避丁税的负担，而少申报口数，以致过分偏低。如果按“五口之家”计算，中国在12 世纪初约有一亿多人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康乾盛世
清朝从顺治朝整顿赋役制度，到康熙、雍正朝尝试变通、推行摊丁入亩的进程来看，尽管没能根本改变历史的积弊，但多少缓和了丁粮分征、丁役不均、放富差贫的社会不公现象，使老百姓的沉重负担有所减轻、人身依附也相对松弛。总的来说，摊丁入亩的普遍实行，收到了抑富、益贫、利国的效果。清王朝之所以在乾隆时能达到发展高峰，与摊丁入亩的普遍推行有很大关系。
此外，红薯、南瓜、番茄、辣椒、蚕豆，尤其是玉米与马铃薯，都是明清时代通过外洋贸易而从美洲传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哪些作物像这几种外来作物一样对中国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在灾害频仍的中国内地，这些高产而抗旱的粮食不知救活了多少中国人的性命。
鸦片战争前的道光五年（1825 年），中国实际人口已经超过四亿，但城市人口只占6%—7%。据美国历史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统计，直到晚清，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市人口只占7.4%。这表明，乡村社会仍是当时中国的绝对主导。
这一时期全国的耕地面积却没有增加，甚至还因为灾害等原因有所减少。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急剧下降的同时，土地还在向少数富人、旗人以及官庄集中。到清朝中期，全国总人口中大约有60%—90% 的人处于无地状态。无地的农民只能背井离乡，流入城市充当苦力，甚至出海寻求生计，昔日的繁荣下面潜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这就是鸦片战争前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