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 趙孟頫 歸去來并序（局部） 26×239cm 上海博物館藏
吳文化與趙孟頫書風的形成
項穆曾評價趙孟頫的書法溫潤閑雅，通常這種“妍美”被大多數人誤認為就是“二王”書風，甚至“趙體”成為書法的标志或代名詞。從來沒有一種書風書體是這麼的雅俗共賞，書法家在世的時候就成為主流，并引領了後世幾百年。甚至是今天，我們依然能感受到趙孟頫帶來的強大影響力。
趙孟頫的書法為大衆廣為接受，在于它的那種親和力，如同江南山水帶給人美好而詩意的感受，既是宮廷的又是大衆的，他的那種雅化的書法藝術不僅讓朝廷賞識、士人稱許，同時又獲得廣泛的群眾景仰與支援。
從唐宋開始，江南變成了人們心目中的天堂。靖康之變以後，北方的士族文人大舉南遷，其中既有官僚、貴族，也有一般平民，吳地逐漸開始成為經濟文化的中心。元代初期，江南地區的知識分子，大多懷念前朝，拒不與新朝合作，如鄭思肖等一批才華出衆的文人，甯願放小格局，投身于文藝創作，唯求“不管六朝興廢事，一樽且向圖畫開”，經常相聚在一起，飲詩唱和、作詩論書。等級制度使知識分子的地位空前淪落，元代的社會在文人中彌漫着一種今不如昔、壓抑沉悶的情緒。原本把參加科舉考試金榜題名作為追求的人生目标，此時身心遭受到沉重的打擊，即使士人得以為官，也常處在沖突的心态之中，不再有唐人博大的自豪與激情，或是宋人灑脫恣肆的心境。
趙孟頫的柔，一方面是趙孟頫獨特的創造，另一方面又是對于元朝做出的妥協。元代的統治者對漢人的文化了解并不是那麼深刻，趙孟頫“雅俗共賞”的理念又很符合統治的需求，自然成為了元朝廷“藻飾太平之美”的不二人選，成為了官方認定的書法家。這在後世往往被看成了骨頭“軟”，清人馮班就說：“趙書精工，直逼右軍，然氣骨自不及宋人，不堪并觀也。”其實并不全然是這樣，更準确地說，趙書是對南宋皇家演變而來宮廷書風進行的“精緻化”創新。趙書“回歸”二王書風，但無法複制王書的自由灑脫，而是用“妍美優雅”替代魏晉風骨的“蕭散簡遠”，對王書做出了新的诠釋。
吳文化以其隐性的形态積澱在每一個身處于其中的人，他們被吳地江南山水所激發，受到民風文化以及精神直接間接的浸潤，進而創造出新的文化。趙孟頫精神寄托其中，自然也具有了江南精雅恬淡的境界。吳文化的精緻優雅、從容不迫，在古樸與雅緻、婉約與剛強之間達到了“和”的境界。趙孟頫善于将自己的個性、地域文化特質有機結合，将宮廷文化與當地的吳文化巧妙融合，以“中和”的方法化之，創造出适合自己個性、又具有普遍審美意義的書風。
趙孟頫的行草書主要取法王羲之，而小楷取法王獻之更多，他用“古意”的理念，上溯“古質”，再向“今妍”的方向發展，其實表現出來的也是吳文化的精緻與中和。最終他把高冷的、殿堂級的王羲之，變成了鮮活的、溫潤秀雅的“社會化、大衆化”的王羲之，創造出具備主流意識形态要求的、符合世人欣賞特性的典型時風，随後的明代吳派，某種意義上也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成的。
趙體書法的時代意義在于将世人難以了解的王羲之，巧妙地做了轉化，在簡化豐富用筆、跌宕的筆勢的同時，降低了世人認識和學習書法的門檻。趙孟頫對于二王書法的傳承，很好處理了曆史經典與時代傳承、主流文化與自身性格的關系，用皇室、士人與大衆都能了解的語言表述。
趙孟頫的書法側媚取妍，至元中葉後，風靡朝野，可以說整個元代都籠罩在趙孟頫的理念和風格之下。在他的引領之下，明代産生了吳門書派。他們繼承優秀傳統，講究書法的精緻感以及形式美，崇尚清新文雅，精研筆法形質，同時師法晉唐古風而不為其束縛，注重抒發個人的情懷，在明代書法中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明代王世貞在《藝苑卮言》曾言：“天下書法歸吾吳”，後代的書法史家都把吳門書法作為明代的高峰。實際上，吳門書法在藝術風格上和趙孟頫書風是一脈相承的。
元 楊維桢 真鏡庵募緣疏卷（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越文化下楊維桢的突圍
楊維桢早年深受趙孟頫影響，然又能擺脫趙書束縛而自出新意，是他根植的越文化所成就的。越文化的基因深深地埋藏在他的身上，對比趙孟頫的優雅，楊維桢卻表現出極端的叛逆，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剛烈”。他的書法在當時并不像趙孟頫群體那樣被廣泛了解，清代的孫也就言及“恐非書家派，當借詩以傳”，同時代的顧複也說：“但詩文為後世所重，并其書亦重之耳。”
如果我們想很好了解楊維桢強烈藝術個性的書風，需要透過書法形态的表面，深入到其背後吳越地域文化的差異裡去思考、放置到宏大時空中去認識。
越文化既沉郁又昂揚，既雄霸又細膩，既婉約又豪放，起源于“大禹治水”的神話傳說。越地自古以來崇尚大禹那種“以自苦為極”、“而形勞天下”的精神，承續這一精神原型的是越王勾踐，他忍辱負重，吃粗糧、睡馬房、服苦役，三年不愠怒，勇敢承擔起報仇複國的重任；東漢王充是最早表現越文化精神的思想家，面對由封建專制王朝所流行的谶緯學說，他大膽地提出“嫉虛妄”的現實批判精神，甚至敢于“問孔”、“刺孟”；作為越人後裔的嵇康，在少年時代便以非禮無法的面目出現……
這種抗争與批判的越文化精神始終在傳承與延續，每當民族國家處于危亡的時候，越地總會湧現出一批堅貞不屈、舍生取義的形象，例如陸遊抗金複宋輕死赴難，明代方孝孺面對朱棣篡位的誓死不從，魯迅用自己的文筆當做武器追求自身解放、争取民主與自由。從宋代陸遊到清末到魯迅，從蔡元培到竺可桢，一以貫之的是愛國奉獻、發憤圖強的精神，是背後越文化所給予的強大支撐。
越人曆來以尚武、耿直等鮮明的個性著稱，這種單槍匹馬的特色始終存在于越地人們之中，越文化強調個性，看似是個體的，實則他們背後支撐的文化因素是相同的，當我們再回過頭來看楊維桢的書法就不會顯得那麼突兀，這種強烈的地域文化給楊維桢的人生深深打上了越地的烙印。
楊維桢交遊廣闊，早年結識趙孟頫，在元代複古的大旗之下，學習古法，在歐體字上頗有建樹，并從張雨身上獲得啟發最終自成一路，我們可以從鮮于樞、張雨看出趙孟頫的影子，卻唯獨無法在楊維桢身上看到一絲一毫，從楊維桢的生命曆程中可以看越地的尚勇強悍與剛硬不屈民風，他一生重視儒家治國之道，幾度積極入仕，為官清廉，滿懷着抱負卻又狂妄自負。面對一次次的罷官，經曆了朝代更疊以及戰亂之禍，内心與現實社會的激烈碰撞，寄寓了人生的經曆與磨難，是以楊維桢的作品，整體感極強，如同大寫意畫，以氣勢勝，而不計較于一點一滴的得失，這樣的格局決定了他書法的高度，迫于其文壇的地位，以至于時人既不懂他的藝術又不敢妄加揣度，但多數人會認為這是野狐禅，而不屑一顧，他的作品在當時是那麼的寂寞和冷清，但也倔強地顯現出韌性與剛性，發時代的先聲，敢于打破一切束縛，今天的我們依舊能看到那種超越時空的氣度。
每一次孕育書法新變的時候，都是思想沖突、文化融合的大變革時代。蔡邕說，書法是“肇于自然”的天下大勢，黃庭堅說：“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中國書法藝術是對生命的一種體驗，是反映生命、追求精神意蘊的藝術，表現作者的主觀精神，承載家國情懷，寄托個人胸襟情懷。隻有将強烈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注入我們的書法創作，我們才能達到“通神”的藝術境界。（本文原載美術報 作者周楊 文章為中國美術學院中國畫與書法藝術學院“元代書法”專題課題研究成果，有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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