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通便利的當代社會，人們走出國門，到世界各地旅遊、工作、學習、通路都是司空見慣的事。然而在交通落後的古代，國人出國可謂難上加難，除了朝廷的特使、軍事征伐者或者宗教求法者之外，一般人都很少出國。
說起中國中古的出行者，人們都會想到張骞、法顯、玄奘、王玄策等等耳熟能詳的名字，其實除了他們之外，還有兩個人走出了國門，演繹了自己獨特的人生。
東漢明帝時，劉莊為了加強對西域各國的控制，派大将窦固率軍驅逐了匈奴在西域的勢力。為恢複與西域各國聯系，窦固派定遠侯班超率吏士36人出使西域，使西域諸國歸附漢朝，保護了絲綢之路的暢通。之後，班超被任命為西域都護。
班超為了與當時的大秦國（羅馬帝國）建立聯系，于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派使者甘英西行，出訪大秦。甘英一行從龜茲（音：秋池，今新疆庫車）出發，經中亞地區，進入安息國（波斯帕提亞帝國）。不久，他們來到安息西界的西海（今波斯灣）沿岸，向帕提亞人詢問西行道路。帕提亞帝國是當時東、西絲綢貿易的中轉站，絲綢生意被其壟斷，他們每年能從貿易中牟取暴利。他們考慮到倘若漢朝與羅馬帝國建立起貿易關系，會威脅其壟斷地位。且帕提亞人和羅馬人時常發生戰争，擔心兩大帝國聯盟，将使他們在戰略上陷入被動。
于是，他們沒有向甘英一行提供便捷的經兩河而上，從叙利亞進入羅馬的陸路。而讓他們走艱難的海路。并說：“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赍三歲糧。”又根據希臘神話中以歌聲迷惑水手的塞壬女妖的故事造謠道：“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甘英生于内陸，對航海情況知之甚少，相信了帕提亞人的謊言，止步于波斯灣，放棄西行計劃，率使團東返。
盡管甘英一行未能到達羅馬，漢朝與羅馬兩大文明失去了一次直接交往的機會，但甘英卻是中國曆史上最早到達波斯灣的人，他的西行加強了中國和中亞、波斯等國之間的互相了解，寫下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頁。
公元751年，唐朝和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為争奪中亞霸權在怛羅斯（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附近）展開了一場大戰。此役以唐軍的戰敗而告終。萬餘将士被俘往亞俱羅(今伊拉克巴格達南庫法)。唐軍随軍書記官杜環作為俘虜中的一員來到了阿拉伯帝國，并由此開始其傳奇的遊曆生涯。
杜環在中亞、西亞乃至北非等阿拉伯帝國境内遊曆、居住了十多年，是中國曆史上有據可考的第一個到過摩洛哥的人。在當時的阿拔斯王朝的大城市裡，他不但發現那裡已有來自中國的绫絹機杼，還親眼目睹一些中國工匠（金銀匠、畫匠及紡織技術人員）在當地工作，例如京兆人樊淑、劉泚為“漢匠起作畫者”，河東人樂陵、呂禮為“織絡者”。
他對阿拉伯人信仰的伊斯蘭教記載到“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為功德。……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為衆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奸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為敵所戮，必得升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其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典，縱有微過，不至相累。不食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真主安拉）而已。”
阿拉伯的繁榮經濟也給杜環留下了深刻印象，“郛郭之内，裡闬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辏，萬貨豐賤，錦秀珠貝，滿于市肆，駝馬驢騾，充于街巷。”，“琉璃器皿，瑜石瓶缽，蓋不可數算。梗米白面不異中華。”他曾到過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據他記載：“拂菻國在苫國西，隔山數千裡，亦曰大秦。其人顔色紅白，男子悉着素衣，婦人皆服珠錦。……王城方八十裡，四面境土各數十裡。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禦。……”“其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血。”公元762年，杜環結束了其遊曆生涯，随商船在廣州登岸，回到了中國。
杜環回國後，将其在被俘時期的經曆及見聞記錄下來，撰成《經行記》。該書記述 8世紀中葉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及西亞、中亞各國情況。所記有拔汗那國(今烏茲别克斯坦費爾幹納)、康國(今烏茲别克斯坦撒馬爾罕)、師子國(今斯裡蘭卡)、拂菻國（拜占廷帝國）、摩國(今地未詳)、碎葉(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西南)、石國(烏茲别克斯坦塔什幹附近)、大食、朱祿國(末祿國﹐今土庫曼斯坦馬裡)、苫國(今叙利亞)等國，包括今中亞及西亞各地。
其對伊斯蘭教和阿拉伯民情的記述至為簡要正确。《經行記》原書久佚，惟唐代史學家杜佑所著《通典》卷一百九十三《邊防典》摘引數段，杜佑在這部分的“西戎總序”裡說：“族子環随鎮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至西海，寶應初，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回，著《經行記》。”宋代以後的《太平禦覽》、《太平寰宇記》、《通志》、《文獻通考》等書均有轉引。該書盡管殘缺，但對研究唐朝對外關系史、伊斯蘭教史、中亞古國史等方面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策劃：魚羊史記 監制：魚公子
撰文：鼓浪隐士 編輯：吃硬碟吧、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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