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人民的好總理周總理離我們而去了，已然83歲的宋慶齡在養女的攙扶下，來到了醫院與周總理的遺體做了最後的告别，卻不想在背後竟然有人議論紛紛，以至于她異常生氣。
懷着沉重的心情，宋慶齡按耐住了自己憤怒的情緒，可她怎麼也沒想到，在幾天後的追悼會上，那些人竟然得寸進尺，以至于她最終被氣得憤然離場，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素來端莊沉靜的宋慶齡為何會如此憤怒？已經83歲的她，為何會不辭辛苦地來參加周總理的追悼會？他們兩人之間究竟有着怎樣的過往與友誼呢？
1976年1月8日，人們敬愛的周總理去世了，舉國都陷入悲痛與哀悼之中，而當這個消息傳到宋慶齡的耳中的時候，她先是驚愕，然後是沉默，最終眼淚不自禁的就流了出來，
“國家又少了一個好幫手啊……”
要知道，彼時的宋慶齡已經83歲高齡了，身體也并不算很好，連路都走不穩，以至于不得不帶着兩個養女，讓她們攙扶着自己。
可即便如此，她依舊在1月10号下午來到了周總理去世的那個醫院，與周總理做最後的告别。
在醫院的時候，宋慶齡滿心都是好友離去的沉痛，以至于哪怕是旁人在悉悉索索的說些什麼，她也全然不在意。
直到回到家中的時候，她才被人告知，原來那些說話的人都是在非議她，質疑她為什麼要帶着兩個“不相幹的人”去醫院，以至于宋慶齡聽到這話後頓時呼吸就急促了起來，生氣的說道，
“我老了，身體不行了，帶着兩個人攙扶我也不可以嗎？”
“再者說了，這兩個孩子當初也都是總理看着長大的，讓她們也一同與總理做最後一次告别，到底有什麼問題？”
想到生氣的時候，宋慶齡甚至想當面去與那些人争出個結果，隻不過最終她還是按耐住了自己的情緒，因為再過幾日就是周總理的追悼會了，在這期間他不想鬧的太過難看。
時間飛逝，轉眼間就到了1月15号，宋慶齡也早早地來到了周總理追悼大會的舉辦場所，向周總理緻以了最誠摯的追思。
可就在活動剛剛結束的時候，宋慶齡又聽到周圍有人在小聲的議論，
“她是周總理是一派的。”
聽到這話，宋慶齡再也忍不下去了，以至于最終怒而離席，直接離開了追悼會現場。
回到家中，她更是委屈的說道，
“周總理一心為民，不曾謀半點私利，我與他也是幾十年的革命友誼，到哪裡都是見得了光的，怎麼就成了一派的？”
“我還是辭職吧，回上海養老，也省得惹人非議。”
聽到這話，一旁衆人皆是連忙勸阻，讓她不要沖動，而宋慶齡本人則是沉默，似是陷入了那段漫長而深刻的回憶中。
宋慶齡與周總理的友誼，源于上世紀20年代于廣州的一次碰面，而碰面的紐帶就是孫中山先生和黃埔軍校。
當時孫中山先生是黃埔軍校的總理，宋慶齡是他的夫人，至于周總理則是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
周總理對于宋慶齡是非常敬仰的，不僅因為她國母的身份，更是因為她不凡的談吐和演講能力，至于宋慶齡對周總理的評價同樣也很高，她在那一時期就說過這樣一句話，
“他很年輕，但是俨然已經是一位革命立場堅定 、旗幟鮮明、多才多藝、久經鍛煉的上司人了。”
這一時期，兩人之間的友誼還隻能算得上是互相欣賞，可是等到孫中山先生去世、宋美齡1927年奔赴莫斯科，尋求中國革命的勝利道路之後，兩人的友誼逐漸得到了升華。
因為他們同樣都認可了共産主義，并不乏為之犧牲的勇氣，那一時期的宋慶齡，曾經公然宣稱道，
“唯有中國共産黨，才是中國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動力。”
這既是二人革命友誼的開始，同樣也是宋慶齡和周總理等中共上司人深入合作的基石。
可就在宋慶齡決心投身于共産主義革命，并将之發揚光大的時候，變故發生了——老蔣發動了412反革命政變，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當時的局勢非常危急，以至于國民黨反動派甚至派遣特務24小時盯着宋慶齡，倘若不是因為宋慶齡是宋美齡的姐姐、孫中山的遺孀，那麼恐怕老蔣是決計不會放過她的。
可即便如此，誰也無法确定被獨裁野心蒙蔽了雙眼的老蔣，會不會做出什麼不可挽回的事情，是以當時宋慶齡的境地是非常危險的，可即便如此，她也沒有絲毫動搖，反而依舊是極為堅定的與我黨站在一塊。
一轉眼到了1936年，宋慶齡帶着美國記者斯諾來到了陝北通路，幫助斯諾完成了《西行漫記》的書寫，這本書中對于紅軍25000裡長征的描寫，在世界範圍内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幫助我黨在國際上争取到了巨大的聲望。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我黨為了就當時的國内形勢向宋慶齡争取意見，而宋慶齡果然也表露了自己的真知灼見，
“國共合作是必須的，隻有把中國的力量團結到一塊，才能打敗侵略者！”
後來，我黨不僅取得了抗日戰争的勝利，而且取得了解放戰争的勝利，以至于宋慶齡相當欣慰，想要功成身退開始養老。
可是我黨當時了解到了，國民黨反動派正想劫持她離開上海，為了保護她的安全，同樣也是為了讓宋慶齡更好地幫助我黨開展工作，周總理特地給宋慶齡寫了一封信，甚至還讓自己的妻子前往上海去拜訪宋慶齡。
信裡寫的東西并不多，可是卻深深地打動了宋慶齡，
“現全國勝利在即，新中國建設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穎超專程迎迓之便，僅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今日命駕，實為至幸。”
此番話，不僅言語極為真摯，而且正好切中宋慶齡要害，以至于宋慶齡臨時改變主意，跟随鄧穎超前往了北京，親眼見證了新中國的成立。
并在随後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時常與周總理一同協商國際以及國内的重大問題。
當時由于新中國飽受基本資本主義國家抹黑，是以周總理就想辦一份國際雜志來彰顯新中國的新風氣，新面貌，可是這份雜志該由誰來辦又成了一個問題。
在與宋慶齡協商過後，周總理最終将這個任務交給了宋慶齡，而宋慶齡也不負衆望，最終辦起了《中國建設》，将這份雜志發行到了全球150多個國家，大大改觀了許多國家對新中國的認識和印象。
周總理雖然将辦雜志的任務交給了宋慶齡，但是他自己也依舊在時時關注，辦報5周年的時候，他甚至親自題詞來鼓勵大家，
“繼續做好同各國人民增進了解和友誼的工作！”
可以說，周總理與宋慶齡共同解決了我國早期的不少建設問題，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建立了極為深厚的革命友誼。
也正因如此，在1976年1月8日得知周總理逝世的時候，宋慶齡才會如此悲傷，并随之寫下了《懷念周總理》一文，
“……周總理夫妻民，人民愛周總理。”
是以念及與周總理的友誼，宋慶齡最終還是沒有因為一時的氣餒而辭職，隻是回到上海居住了一段時間。
然後又繼續投身于國家的建設事業，可以說正是由于周總理、宋慶齡這樣的人的不斷努力，新中國才能在短時間内實作複興。
向周總理、宋慶齡等人緻敬，向偉大的革命友誼緻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