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達峰、碳中和國家目标提出後，有業界人士開始擔心，如果沒有重大的技術革新，仍會陷入“高碳鎖定”的被動局面。
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确要求，推動綠色低碳發展，設立支援碳減排貨币政策工具，以穩步有序、精準直達方式，支援清潔能源、節能環保、碳減排技術的發展，并撬動更多社會資金促進碳減排。
多個研究機構和專家也紛紛表示，實作碳中和目标，必須依靠突破性技術。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表示，要探索碳中和目标導向下的深度脫碳路徑，加強深度脫碳技術的研發和産業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周宏春也認為，實作“雙碳”目标，要尋求颠覆性的技術突破。
不過，也有專家在接受第一财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開發利用碳減排技術，一定要量力而為，注重實用性和經濟性。減排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共性關鍵技術和颠覆性技術是引領創新的關鍵所在。
那麼，眼下深度脫碳技術和産業化路徑有哪些？
一批深度脫碳技術“曙光初見”
6月25日，國家能源集團國能錦界公司建設的“15萬噸/年燃燒後碳捕集示範工程”正式投産，這是目前國内最大規模的火電廠二氧化碳捕集示範工程，旨在引領火電行業實施脫碳前沿技術的開發。
該企業相關負責人介紹，試運作期間産出約零下20℃、壓力2.0mpa、純度為99.5%的工業級合格液态二氧化碳産品，量産後将全部被消納利用，主要用于附近油田驅油，以及工業領域制備小蘇打、碳酸二甲酯和丙二醇等高附加值化工産品。
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标綱要明确提出，建構資源循環利用體系。推進能源資源梯級利用、廢物循環利用和污染物集中處置。加強大宗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
在青海，一項有别于“從搖籃到墳墓（産品在超過其使用壽命後被丢棄）”的“從搖籃到搖籃（産品被回收後，又能被重新利用）”的減碳技術正在推廣。
在上海交通大學、武漢理工大學、上海化工研究所專家們的幫助下，青海西旺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正研發推廣具有“三低一高”（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高附加值）特性的新型複合材料“昆侖晶石”。
該公司董事長池立群告訴第一财經記者，“昆侖晶石”在消費使用過後，能全部實作有償回收和利用。經國際專業檢驗、鑒定、測試和認證機構（sgs通标）認證，這一新型複合材料的生産過程碳排放僅為傳統建材潔具的1/8。
專家介紹，我國每年産生在生活垃圾裡的廢塑膠約5000萬噸，如全部焚燒将産生約1.6億噸二氧化碳，填埋也會對環境造成污染。
在安徽，一家環保科技企業正在做廢塑膠的回收利用。7月6日，在安徽憬钰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一間實驗室裡，技術人員向記者示範了廢塑膠、廢機油催化裂解制取輕質燃料油的整個過程。
技術人員在一個玻璃容器中放入少許催化劑，倒入50毫升的廢機油，再放入重量為100克的廢棄農用薄膜和舊塑膠袋，封口後加熱。不到20分鐘，玻璃容器内的溫度就達到120度并有油氣産生。超過180度後，淡黃色的清澈透明的輕質燃料油從出油口流入量杯。
整個反應過程結束後，玻璃容器内的廢棄農用薄膜和舊塑膠袋已變成少量的黑炭，量杯裡的輕質燃料油接近180毫升。“油品的綜合參數達到柴油國Ⅲ、國Ⅳ标準，相關技術已拿到國家專利。”該公司董事長張剛說。
測算結果顯示，焚燒1噸塑膠或機油，約分别排放3.67噸或3.12噸二氧化碳。而利用上述技術工藝，單次處理60噸廢塑膠可減排二氧化碳313.8噸，同時可減少天然氣和用電量，扣除加熱過程中的耗能等碳排放，減排二氧化碳總量達到300.14噸。
碳中和技術一半還沒開發出來
周宏春介紹，目前，在國内外已經出現了不少颠覆性的減碳技術。如東芝公司宣布，已經研發出全球效率最高的二氧化碳電催化技術，比之前技術處理速度提高了60倍。
在二氧化碳轉換利用方面，國内多個團隊也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周宏春介紹，如中海油二氧化碳加氫制甲醇關鍵技術及工程示範已取得突破性進展，專家鑒定認為，與國内外同類技術相比，主要技術名額先進；中科院大連化物所李燦院士團隊也在蘭州建成了千噸級“液态太陽燃料合成示範項目”。
此外，北京光合新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等離激元技術，利用電廠餘熱或太陽能光熱，在常溫常壓下将二氧化碳合成為清潔燃料，并在七台河電廠完成了中等規模工業示範；中國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學校長謝和平團隊在2014年已完成了二氧化碳礦化發電生産碳酸鹽的實驗室試驗。
“把二氧化碳從減排負擔變成高附加值産品的技術，可以提供能量與化工原材料的雙重功能。如果這些新的技術能夠産業化，或将開創一個全新的碳中和技術範式，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碳中和之路。”周宏春說。
但據第一财經記者了解，由于受到能源來源的限制，如果按近十年電力結構變化，電動車的清潔能源含量隻提高了10%；風力和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占比雖然已經達到了24%，但使用率隻有9%；核能在電力結構中的比例還非常低，僅為5%左右。
國際能源署此前的研究也發現，實作碳中和的技術，一半還沒有開發出來。
國際能源署的分析指出，如果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從目前的330億噸下降到2050年的100億噸左右，則2050年前節能和提高能效對全球二氧化碳減排的貢獻為37%，發展可再生能源貢獻為32%，燃料替代貢獻為8%，發展核電貢獻為3%，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技術貢獻為9%，還有12%貢獻由其他技術滿足。
而讓專家們更為擔心的，是一些容易被“高碳鎖定”的領域。
比如，中國人民大學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微信公号“人大生态金融”近日一篇文章稱，對居住建築、公共建築、能源基礎設施等鎖定效應強，且投資高、影響範圍大的重點用能領域，不能再延續“跟跑”為主、市場推動技術緩慢疊代的傳統方式，必須強化政府主導，抓緊制定與碳中和目标相比對的能源效率标準，提高準入要求，盡早使建立建築和基礎設施的能效水準與發達國家“并跑”，甚至“領跑”。
我國每年新竣工建築面積40多億平方米。距離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隻剩下不到40年時間，如果這些建立的住房和基礎設施沒有采用高效節能技術，則未來40年内需要實施改造甚至拆除重建，“技術鎖定”的問題将十分突出。
院士給出的“碳減排優劣順序”
“我國目前仍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階段中後期，對未來經濟增速仍有較高預期，在一定時期内能源總需求還會持續增長，碳排放也仍呈緩慢增長趨勢。”何建坤在接受第一财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盡管如此，國家、地方和企業都要自覺适應和應對全球碳中和導向下的國際治理和經貿機制變革。
他說，這些變革包括全球碳價機制及歐美醞釀的“碳邊境調節機制”；行業和地區間氣候聯盟推出新的低碳技術标準和行為準則；國際産品貿易中碳排放技術标準、碳辨別等，都将對企業生産經營和競争力産生重要影響。
“實作機關gdp的碳排放持續大幅下降，一方面要大力節能，降低gdp的能耗強度。另一方面要通過産業技術更新，推廣先進節能技術，淘汰落後産能，提高能效。”何建坤認為，先進能源和低碳技術也将成為大國競争的高科技前沿和重點領域。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标，起點不同，能源資源禀賦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因而技術路線圖也不可能相同。”周宏春表示，這需要理論創新、技術創新、制度創新。
“不能照搬國外經驗，不能按照國外模型進行推演，也不可能是國外碳達峰路徑的修修補補，而是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另辟蹊徑，尋求颠覆性的技術突破。”周宏春說。
中國工程院院士謝克昌日前在演講中表示，碳減排技術路徑的優劣順序應該依次為：節能提效、降低碳排放強度、增加低碳能源和減少高碳能源、通過植樹造林強化自然碳彙，以及二氧化碳捕集、封存和利用（ccus）。超前部署高效ccus、二氧化碳制烯烴等技術，難度高、投資大，現階段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紅杉中國日前釋出的碳中和報告《邁向零碳——基于科技創新的綠色變革》也認為，完成現有技術的盤點，是碳中和不同階段選擇何種技術路線的基礎工作。政府與市場不僅需要對現有技術有較為清晰的了解，也需要對新技術或潛在的技術可能進行前瞻性預判，将其納入長期目标的超前部署和規劃之中，持續優化碳中和路徑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