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間，中國共産黨就100周歲了。
有誰會想到，在百年前的1921年僅有13位黨員創立的中國共産黨，發展到如今的2021年，已經成為擁有9191.4萬名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
有誰會想到，在百年前的1921年誕生在軍閥混戰、西方列強壓榨的環境裡的中國共産黨會成為神州大地的中流砥柱，引領炎黃子孫邁向康莊大道！
這一切都得益于當初13位創始黨員對中國革命的信念和實作共産主義的崇高追求。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興業路76号）正式開幕，标志着中國共産黨的正式建立。
出席這次一大會議的黨代表共有13人，代表着全國50多位黨員，分别是：
上海黨小組的李漢俊、李達；北京黨小組的張國焘、劉仁靜；長沙黨小組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黨小組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黨小組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黨小組的陳公博；留日歸國的黨代表周佛海；陳獨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
是以，這13名中共黨代表就是中國共産黨的創始黨員。
按理說，作為創始黨員，他們的革命意志最堅定、對黨的貢獻最大才是。然而，過了28年後，在1949年的開國大典中，13位創始黨員隻有毛主席和董必武兩人走上了天安門城樓，共同歡慶新中國的成立。
那麼另外11名創始黨員都在幹嗎呢？
其實，剩下的創始黨員之是以沒有出席開國大典，一方面是因為部分黨員在革命戰争中英勇犧牲或工作勞累病逝，另一方面則是部分黨員在革命初期喪失了革命信心公開叛國投敵當漢奸。
我們大緻可以分為五大類：
第一類是叛國投敵當漢奸的中共一大代表：陳公博、周佛海
陳公博和周佛海是中共創始黨代表中最典型的漢奸賣國賊，公然賣國求榮。尤其是陳公博，成為中共一大代表中唯一沒有開完全程會議的代表，當時黨的第一階段會議由于受到法國巡捕的搜查，陳公博就被吓跑了，回到了廣州。
陳公博
從此，陳公博公開脫黨，揚言不受黨紀限制，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他革命信念相當脆弱，以至于陳公博在抗戰時期追随汪精衛叛變投敵當漢奸也就不足為奇了。在汪精衛死後，陳公博接任南京僞政府主席，成為繼汪精衛之後的第二号大漢奸，于1946年被國民政府處決。
周佛海也是一樣，在建黨的第三年就主動脫離了共産黨叛變到國民黨行列，沒多久日本打響侵華戰争，周佛海見風起舵，追随汪精衛降日，成為第三号大漢奸。于1948年在南京老虎橋監獄死亡。
第二類是叛變脫黨投敵的中共一大代表：張國焘、包惠僧、劉仁靜、李漢俊
張國焘、包惠僧、劉仁靜、李漢俊四人都與國民黨有關系，其中張國焘曾擔任紅四方面軍的最高領頭人，地位在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之上，但在紅軍抵達陝北後公然叛變投奔國民黨陣營，最終客死異鄉。
李漢俊和包惠僧則是主動脫離中共，加入到國民黨組織；劉仁靜因參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動，回國後組織托派“十月社”，被黨組織開除黨籍後加入國民黨的。
這四人在叛變或脫黨後，在國民黨那邊并未得到重用，更談不上實作自己的抱負。
第三類是不滿黨内政策主動脫黨的中共一大代表：李達
李達在中共一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局的宣傳主任，由于受到張國焘的排擠，加之和陳獨秀的意見不合，使得李達逐漸迷失方向，覺得自己無法實作理想抱負，就主動脫黨。
但他并沒有是以而加入國民黨，李達仍然是信仰共産主義的，并且在脫黨後先後到武昌中山大學、上海政法學院、廣西大學等多所大學執教，緻力于馬列理論研究，避開了外界的政治、軍事紛争，隻當一個教書匠，最終成為我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宣傳家和教育家。
鑒于李達既不是民主黨派，也不是我黨的傑出人士，沒有被邀請列席開國大典盛會是必然的。
第四類是為中國革命事業而犧牲的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鄧恩銘、陳潭秋
山東兩位創黨代表，王盡美積勞成疾去世，鄧恩銘則是在土地革命時期上司罷工運動時被叛徒告密而犧牲，沒有見證他所為之奮鬥的新中國的成立。
在土地革命戰争時期犧牲的還有何叔衡，紅軍主力長征後，何叔衡留在了蘇區堅持遊擊戰争，沒想到在1935年2月的長汀突圍戰鬥中壯烈犧牲，時年59歲。
陳潭秋與何叔衡一樣也是留在蘇區工作，隻是陳潭秋在抗日戰争時期犧牲在了新疆，被新疆王盛世才折磨殺害。
第五類是為中國革命事業積勞成疾而病逝的中共一大代表：王盡美
作為山東地區僅有的兩位中共創始人之一的王盡美，一度成為山東省委書記，為了中國的革命事業東奔西走，積極展開勞工運動，在山東大力發展黨組織，最終于1925年因積勞成疾在青島病逝，成為中共創始人中最早去世的黨代表。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成立初期，确實有部分同志出現了革命信念動搖的情形，在建黨後的十年時間裡，也是我黨上司革命事業的起步階段，異常艱難。就先後有陳公博、李達、李漢俊、周佛海、包惠僧、劉仁靜共6位創黨代表脫黨或被開除黨籍，這已經占了我黨創始黨代表人數的一半左右。
是以說，中國共産黨絕不是命運的幸運兒，每一步的發展和成功都來之不易。尤其是毛主席從建黨到遵義會議這十多年的時間裡，他在黨内的地位甚至沒有周總理高，在紅軍隊伍的上司權時而被剝奪、時而又恢複，但毛主席從來不為這些身外的事務所煩惱，他考慮的是如何帶領新生的隊伍開展好革命運動，如何能赢得革命的最終勝利。
毛主席和董必武正是這種堅定的革命信念不動搖，才一步步走向成功，走上了天安門城樓見證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