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玉璐
像一陣西風輕撫檐下響鈴，叮叮當當，清脆而更富韻律，如奏樂章……
悅耳聲響盈貫于北京二環内的保利藝術博物館，彼時是10月15日下午3點，“弘曆的世界ii”特展的所有觀展者都将目光投向四周，用耳朵追尋鈴聲的來處。
時隔近300年，這座乾隆禦藏葫蘆鐘，隻要上了發條，通體金黃、點綴繁飾的它依然精準報時、運轉自如，讓百年前長驅直入的“西風”曆曆在耳。
圖/保利藝術博物館
意大利傳教士郎世甯所繪的《純惠皇貴妃油畫像》，以及展覽現場諸多中西合璧的展品，則讓舊時“西風”曆曆在目——顔料、技法遠道而來，又順應東土國情與皇室口味“中國化”。
純惠皇貴妃油畫像 圖/保利藝術博物館
讓不少參觀者驚訝的是，以保守腐朽著稱的清廷，并沒有常言中的封閉，而是研究者所說的“收關而沒有上鎖”。
但清廷對西方文化、工藝的傾慕，沒有轉化成生産力。
“中華帝國隻是一艘破舊不堪的舊船，隻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的船長，才使它在将近150年期間沒有沉沒……”乾隆年間來華通路的英國使者馬戛爾尼如此寫道。
如果沒有康熙、雍正、乾隆這三位老船長呢？
珍寶重制，鐘聲回蕩，結束不久的此次特展想把問題抛給觀衆：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我們如何掌握文明交流的航向？
清廷“全球化”往事
英國的機芯，巴洛克的建築，法國宮廷标志性玫瑰花雕刻，最頂端是枚大葫蘆，鑲着亮閃閃的“大吉”二字……
如此一座銅鎏金葫蘆鐘，融合了中、英、法三國審美，流光溢彩。時隔兩百多年，經過調試，葫蘆鐘依然可以“轉花轉水”，聲響琳琅，吸引不少觀衆都湧向玻璃櫥窗，拍照錄像。
清乾隆禦制銅鎏金轉花轉水法大吉葫蘆鐘 圖/保利藝術博物館
這座清乾隆禦制珍藏的葫蘆鐘，還隻是清廷“全球化”藏品的一瞥。
在此次展覽中，文史專家最為聚焦的是《純惠皇貴妃油畫像》。它被專家公認為已知世界唯一私人收藏的郎世甯油畫後妃肖像。郎世甯是乾隆年間的意大利傳教士，他使用的繪畫技法材料是坦培拉（tempera）——一種誕生于歐洲、被認為是油畫源頭的繪畫體系。
西方繪畫中的透視法，注重光影明暗對比，但中國皇帝不喜歡榮光下的陰影，郎世甯便通過正面平光的漫射，描繪出皇家人物的柔和線條。郎世甯融貫中西的技法令乾隆都對其大加贊歎：“寫真世甯擅，繪我少年時。”
清乾隆初年 郎世甯繪《純惠皇貴妃油畫像》圖/保利藝術博物館
西方油畫多使用油畫布或木闆，但郎世甯奉旨繪制的帝後嫔妃肖像多以高麗紙和絹本為底。此次展出的《純惠皇貴妃油畫像》，便是以高麗紙為畫底。通過多層重疊黏連的高麗紙，既蓬松又有硬度，呈現出類似油畫布的質感。
西法為技，東方理念與材料為肌底，正是以，這幅畫像被認為是清代中西文化交融的一大例證。本次展覽學術顧問、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清代宮廷繪畫專家聶崇正就認為：“這件作品既包含歐洲繪畫特色，又吸收中國傳統人物肖像的特色。”
康有為更把郎世甯推崇至“宗師”級别。他寫道，中國“合中西而為畫學新紀元……當以郎世甯為太祖”。
郎世甯也不單單是宮廷畫師。商丘師範學院教授、美術學院副院長曹天成告訴筆者，郎世甯同時向一批中國畫師傳授油畫的方法和經驗，并與年希堯合作，把意大利巴洛克畫家波佐的《繪畫透視法》翻譯成中文，配圖出版，中文書名為《視學》。
《視學》插圖 圖/保利藝術博物館
清雍正 白釉模印菊瓣刻纏枝花卉紋花澆 圖/保利藝術博物館
“圓明園、故宮的很多通景畫，包括北京南堂的壁畫都是采用這種焦點透視方法繪制而成，當時叫‘線法畫’。”曹天成說。同時，郎世甯與另一位法國傳教士蔣友仁共同設計修建圓明園，曾大多佚散海外的十二獸首正是二者的作品。
從畫布、透視、園林，再到高溫窯變，西洋技藝又與清皇家禦制瓷器熔為一體。
此次展覽展出一套色瓷，釉色為“胭脂紅”和“檸檬黃”，造型小巧精緻，色澤純淨明豔，以“西洋黃色器皿”的稱謂，被清代最知名的督陶官唐英記錄在《陶成紀事碑記》中。
展覽方介紹稱，之是以叫“西洋黃色器皿”，是由于當年内務府從西方引進了含有“銻”這一進制素的釉料，後經督陶官們研制，實作“國産”。同樣，“胭脂紅”被唐英稱為“西洋紅色器皿”，也從引進再到本土化。二者成為禦窯中最名貴的品種，傳襲至今。
結合多年研究，在展覽現場看到諸多清廷禦藏展品後，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研究員、清宮史研究會秘書長李國榮認為，今人需要全面客觀地看待和研究18世紀的中西交往。
“康雍乾時期是清代社會發展的鼎盛期，西方傳教士的身影一直沒有離開過紫禁城，東西方文化交流是較為頻繁的。”
但這些清廷名匠的“師夷長技”，多數隻停留在皇家把玩、享樂上，沒有實作更高遠的宏願，郎世甯卻誤打誤撞成為“西洋畫師第一人”。
錯位的教士與“長技”
“你希望過不冷不熱、淡淡的人生嗎？”
日本作家遠藤周作将17世紀日本使者訪歐、歐洲傳教士西渡的曆史改編成小說《武士》，書中西班牙神父将在日本傳教視為一生激烈而至高的事業，卻面臨東方文化對西方神學從思想到政治層面的抵制和絞殺。
28歲那年，曆經15個月航行，郎世甯也曾抱着熱烈的傳教志願來華。他沒有度過不冷不熱、淡淡的人生，卻同樣面臨艱困的傳教環境，甚至不惜成為太監口中的“畫畫蠻子”，寄希望于獻藝宮廷，潛移默化影響清帝，使其放松對傳教的嚴控。
到乾隆年間，郎世甯的繪畫題材重心從花鳥蟲魚轉向人物肖像，他在朝廷内部的地位也直上青雲。
“郎世甯什麼時候都能到皇帝那裡去，甚至到内宮給皇後畫像，從來沒有一個外國人看過那些地方。” 其時，另一位來華外籍傳教士劉松齡在書信中寫道。
但這段書信的前半部分是：“中國人對西洋科學興趣越來越少，皇帝評價最高的是歐洲的繪畫，其他并不怎麼重視。”
盡管乾隆高度贊譽郎世甯出神入化的繪畫技法，甚至自謙“我知其理不能寫，爰命世甯神筆傳”，但他始終沒有允許傳教。對西方“随風潛入夜”的奇技珍寶，乾隆與他的父輩們倒不惜血本收入囊中。
對乾隆的對外國策，李國榮的總結是“收關而沒有上鎖”。當時清政府實行“一口通商”國策，留下了廣州這扇貿易“南風窗”，成為洋貨進華的主要通道。
李向榮介紹，當時曆任廣州高官大員，均競相争購西洋舶來品，為宮廷輸送紫檀、象牙、琺琅、鼻煙、鐘表、儀器、望遠鏡、玻璃器、金銀器、毛織品及寵物等大批洋貨。“廣州由此成為‘天子南庫’”。
據記載，乾隆四十九年，兩廣總督、粵海關監督等累計進貢鐘表共130件。“現在英國宮廷反而要來中國鐘表館，來看18世紀英國的自鳴鐘。”特展策展人、北京保利拍賣中國古董珍玩藝術總監李移舟說道，據檔案記載，乾隆當年不惜工本地進購鐘表，堪稱“坐擁琳琅”。唐英當年沒有采購到頭等機芯的鐘表，還被乾隆罰錢幾十兩。
外籍人才也輸送不疊。雍正年間法國傳教士沙如玉在造辦處發明出自鳴鐘，乾隆年間做鐘處中外匠役人數達100多人，并培養了最早的中國鐘表匠。郎世甯更是西洋畫師代表。
個體與帝國的命運就此交織。一個人的錯位，或許可以别樹一幟，一個王朝的錯位，後果卻是大廈将傾。
“從公元1世紀到公元15世紀的漫長歲月裡，中國人在應用自然知識滿足人的需要方面，曾勝過歐洲人，那為什麼近代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呢？”這是由英國學者李約瑟提出的著名的“李約瑟之問”。
“總體說來，乾隆對西洋科技的興趣僅僅停留在皇家享用方面，幾乎沒有在國家社會層面推廣應用。”李國榮認為，乾隆對西方科學技術是漠視的。
當時英國使臣馬嘎爾尼帶來的大量貢品，被長期堆放在圓明園倉庫内。艦船模型、望遠鏡、槍炮等科技含量較高且應用價值較大的物品，乾隆并沒有組織專門研究。“更談不上應用，直到1860年英法聯軍燒掉。”李國榮說道。
“天朝物産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在李國榮看來，正如當年乾隆在緻英王的“敕谕”所寫，狂斂西方寶物的清帝做不到睜眼平視世界，拒絕平等貿易往來，始終懷有“天朝大國”的舊夢，稱呼外邦 “外夷”，外國使臣是“貢使”，正常交往的禮品被視為“貢品”。
正如鎏金銅鐘，曆史學家史景遷将康乾盛世稱為“鍍金的盛世”。幾經戰争和内耗，清廷表面最後一層金黃磨洗、氧化殆盡，乃至銅身也漸次腐朽。最後應了康熙的預言：“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累。”
此次特展的最末，是一幅“八蠻進寶”題材的瓷闆畫，并引用了詩人北島的一句詩——
“把酒臨風，你和中國一起老去。長廊貫穿春秋，大門口的陌生人，正砸響門環。”
（校對：彭玉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