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甯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于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于其上。
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隐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适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裡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
郡守蘇轼，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于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诰》，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于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适。翻然斂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複擊。獨終日于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
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放鶴亭記》。
解讀：
讀蘇轼《放鶴亭記》文，總是想起李煜，想起郭麟對他的歎息：“做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為君王。”同樣命運之歎的人還有宋徽宗，他的花鳥畫成為後人追捧的藝術珍品，他獨創的瘦金體也曲高難和，以至于後人無人敢問津，而成絕唱。蘇轼感歎，鶴為高潔之物，而衛懿翁是以亡國；酒為敗亂之飲，而阮劉是以留名。隐士之樂，與塵世之樂，所樂是否真的“未可以同日而語也”？
文章雖寫放鶴亭，卻從徐州大水開始。熙甯十年，即公元1077年（上海古籍版本注解為1007年，誤），徐州發大水，隐居在雲龍山上的張天骥也受其影響，水淹到大門一半之高。古代多為土牆，隐士所居之地，自然也不可能有多堅固，這次大水應該是摧毀了張天骥的住所。是以，第二年水退之後，張天骥在其住所之東、雲龍之下重新修建了房屋，并在山之高處建了一個亭子，理由是“升高而望，得異境焉”。
蘇轼的文章，極為潇灑，仿佛不經意之間，随意幾點筆墨，已是萬千氣象，美不勝收。他在寫雲龍山的景色時的句子：“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裡一色”，便有此感。不僅文辭優美，而且意境遼闊，不覺而起雪夜訪戴之意。
我曾去過徐州，惜未能登雲龍山，隻是有兩三次在雲龍湖邊徘徊逗留，亦不久留。蘇轼先以空中鳥瞰的方式總體概括：群山環繞徐州，仿佛如一大環，隻有其西留有缺口。而張天骥的亭子，恰好就在其缺口之處，與上文“登高而望，得異境焉”遙相呼應。讀到此處時，我搜尋記憶中的印象：煙雨茫茫的雲龍湖外，莽莽蒼蒼的雲龍山綿延不絕，與文章暗中印證，似乎确實如此。晴空時千裡無雲，下雨時雲起霧湧，随山勢變化，風景亦有參差，蘇轼所說“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大約便是這種風景吧。至于雪夜月圓，登山而上，憑欄駐望，有酒盈樽，眼前萬裡江山，心中千秋青史。其中之樂，卻是隻可意會，不可言傳。
放鶴亭之名，緣自張天骥所養有兩隻鶴，馴養得非常好，而且善于高飛。早晨，張天骥會在西山之缺口方向放鶴，看它們在雲中來去翩翩，随風飛舞，或站于田野之中，亭亭玉立。傍晚的時候，夕陽西下，雲蒸霞蔚，晚舟搖曳，白鶴駕乘天邊的最後一縷殘紅淩風而歸。
或者也正是因為如此，蘇轼才對人說，“子知隐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易也。”隐居之人，即使給個皇帝的位置也不幹啊，就好比許由，堯準備把天下讓給他，可他不僅婉言謝絕，甚至認為堯的話污了他的耳朵，洗耳于穎水之畔。鶴一直是中國人的吉祥物，從《易》經到《詩經》，都因其為清遠閑放之物，能夠超然于塵世之外，而比之為賢人君子，尤為隐士所愛，似乎有益而無害。然而，蘇轼提出質疑，說衛懿公那麼愛鶴，可他卻亡國了啊。蘇轼又想起酒，周公和衛武公乃至上推至大禹，都曾經頒發過禁酒令，認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然而阮籍、劉伶卻是以而名世。由是而觀之，山林之樂，與為國之樂，确實不可同日而語啊。
張天骥雖為山人，卻也有凡人之喜樂，能夠得到大才子蘇轼的贊美，對他來說當然開心得不行。他借着蘇轼的意境，而作《放鶴》、《招鶴》之歌。客觀地說，張天骥的詩詞水準，較蘇轼要差一大截，而且也沒有完全表達出蘇轼的内涵。
确實，古人确有許多愛好而誤國者，有相當多的人還是雅好，比如李煜的詞、宋徽宗的書畫、梁武帝的修佛。然而，他們三人都是以而亡國敗身。是文章書畫或者佛的錯誤嗎？可那麼多文人墨客以此而名垂千古。是皇帝就不能寫字畫畫了嗎？可唐太宗、康熙皇帝的字，即使放在曆史上，也是大師級的。唐玄宗的音樂才華及文化修養，也是曆史級别的。至于普通之人，多少難免會有愛好，然而有人是以而成就更美好的人生，也有人為此傾家蕩産，甚至不擇手段。由此而可見，成敗悲喜，與愛好喜本身并無關系。
俗話說，在其位，謀其政，意思是一個人在什麼位置，就要做什麼事情。我覺得用這話來解釋上述事情更為合适。衛懿公本是國君，他的位置決定了他應該做國君應該做的事情，是以他将主要精力用來養鶴，不亡國才是怪事。唐玄宗亦是如此，當他将主國精力用于在位謀政時，是以有開元盛世；當他将主要精力用于音樂，在其位不謀其政時，是以有安史之亂。同樣，隐士之樂，是因為他在隐士的位置做了隐士該做的事情，可如果他身為隐士，卻心在朝廷，則難免有“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之譏。
人最大的快樂是滿足于現在，而最大的不快樂來自于對現在的不知足。次而言之，不滿足現狀也不是錯，追求更好也是人的本能，關鍵在于取舍是合乎道義。比如為官，如果是為天下蒼生當然求之不得，又如賺錢，如果能夠取之有道，用之于道，即使掙得再多，如子貢、範蠡，人何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