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機關執法人員的謹慎态度是：他有可能冤枉，也有可能不冤枉，那麼就應該充分論證證據，而不能草菅人命，更不能刑訊逼供。
最近看近年曝出的各大冤案，比如佘祥林，趙作海，呼格，聶樹斌，杜培武案等，對照美國的世紀大案辛普森案。充分反映了中美在刑事理念上的巨大差别，辛普森案如果在中國，甚至隻需要這個案子三分之一或者更少的證據，已經足以判其死刑了，但是在美國居然可以因為一個無足輕重的程式瑕疵判決無罪，一直以來，沒有很充分地去了解辛普森案，認為其隻是因為有一些不影響大局的程式問題最後被判無罪，真是讓人吃驚。如果表面看起來隻是程式上有不大的瑕疵，就認定無罪，我個人認為這也是不正義，别談什麼程式正義多麼的偉大。但在查詢相關資料後，仔細看了相關辛普森案的原委之後，從該案證據來看，這瑕疵并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認真看了整個案子報道後，辛案确實出現了很多警察非法驗證，自相沖突的不合理的送檢血樣到案發現場，當然讓人懷疑是不是栽贓陷害，當時有DNA技術算是剛起步，或者即便很健全，但是送檢的檢測也是有問題，那麼後面的鑒定就毫無意義了，其中重要證據之一的帶血手套，辛普森本人無法在法庭上當場示範戴上，明顯是小了，無法認定是辛普森作案。
司法正義是最後的正義，因為這是水源，還是引用培根的話，因為他說得太好了，一次不公正地審判罪惡甚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然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枉法裁判污染的卻是水源。
司法的底線在哪裡，如果說對真正的罪犯繩之以法，殺死罪犯是司法正義，那麼可能會冤枉一個好人，和可能會放縱一個罪犯，兩害相比較，選哪個更輕一點，估計大部分人會選擇放縱一個罪犯吧，那就是說無論如何不讓一個普通人受冤枉才是是司法的底線，如果這個底線形成了共識，公檢法就不會存在各種刑訊逼供了，何況那些明知故犯的制造冤案，那就實際是在犯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