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語對于一個聾人家庭有多重要？王健一家給出了答案。王健和妻子王一岚都是尚存些許聽力的聾人，他們有一個健康的兒子騰騰。手語不僅融入他們生活的日常，也是他們與外界溝通的重要途徑，其意義不言而喻——既是工具，又是橋梁。歸根結底，手語和漢語國語一樣，是他們的基本語言。
與大多數尋常家庭一樣，王健和王一岚有時會帶着騰騰到小區樓下遛彎，如不深入交流，常人很難發現這是一個聾人家庭。
騰騰3歲的生日宴會上，王健小心翼翼地給兒子的蛋糕點了3根蠟燭，随即用手語打出“生日快樂”。騰騰大聲回應“謝謝爸爸”，同時用比贊的手勢，大拇指輕輕彎曲——這在手語裡意為“謝謝”。
這是一個“非典型”的普通家庭，王健和妻子王一岚有聽力障礙，兒子騰騰是健全人。說話和手語并存的溝通方式穿插于一家3口的日常生活。
相同的身份，不同的成長軌迹
王健1983年出生于北京，3歲時因藥物注射緻聾；王一岚1989年出生于青島，同樣因為藥物導緻聽力障礙。兩人在結婚前特意去做了基因檢測——如果雙方的基因序列裡沒有聽障缺陷就在一起；如果有問題，就互祝對方幸福。
這是很多聾人家庭生育前不得不做的選擇題，隻不過王健和王一岚把這個時間節點往前挪，這也是王一岚“決定要不要結婚的前提”。
所幸結果讓雙方都滿意，這才有了騰騰的出生。但孩子出生時還是讓兩口子心裡繃緊了一根弦。王一岚的母親抱着還未滿月的騰騰進行了新生兒檢查，其中就包括聽力篩查。夫妻倆看着檢查單上“聽力正常”4個字，心裡的石頭終于落了地。
（下圖）随着年齡增長，騰騰開始學說話，王健有時會拿着識字卡、小人書大聲教兒子說話，這對于王健來說也是一種發聲訓練。
父母是孩子最早的啟蒙老師，王健一家也不例外。王一岚教騰騰學說話，王健教兒子打手語。夫妻倆分工明确，這也和兩人的成長環境有關。
王健因為聽力受損程度更嚴重，從小也沒怎麼接觸健聽人的圈子，“那時家裡人情急之下四處求醫，錯過了康複訓練的最佳時期。”是以王健雖有微弱的聽力，但仍無法很好地開口說話。到了該上學的年紀，王健母親托人打聽後，把他送到了北京市第一聾人學校（2002年與東城培智中心學校合并成立“東城區特殊教育學校”）。
“在學校的第一堂課，就是學手語。”王健所在的年級有兩個班，他們班有14個學生，都還保有不同程度的聽力，另一個班則是全聾的學生。“我們學的是北京手語。”王健的第一個學期，就是在背手語中度過的。“從第二學期開始，才逐漸接觸文化課。”對于王健這樣的聾人來說，手語并非什麼高深的技術，而是最基本的交流工具，如果不能熟練掌握，不僅連上課都成問題，還很難交到朋友，融入聾人圈子。
王健在北京市第一聾校一直讀到高中，後來考進北京市聯合大學特殊教育學院，學習平面設計，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家影樓修圖。“大多是婚紗照，會有從業人員和顧客溝通，每張照片哪裡要瘦一點、哪裡要亮一點，都會列在一張紙上。”王健負責“技術活兒”，而溝通的工作，通常由别的同僚去做。
王健還是北京市聾人籃球隊的一員，是隊裡的主力前鋒，曾多次代表北京隊參加全國殘障人士運動會并拿到名次。籃球隊裡有些是他的同學，有些則是新認識的朋友，後來王健還被隊員介紹到一家福利工廠工作，那裡都是和他一樣的聾人，“比在影樓待遇好，也自在多了”。
他和王一岚，也是球隊裡的好友介紹認識的。與王健不同的是，王一岚雖然是一名聾人，但她如不刻意說明，一般人幾乎無法察覺。兩人認識之初，王一岚是北京服裝學院的一名研究所學生，王健看着眼前這個落落大方的山東姑娘，再三和朋友确認她的身份，因為“那時她甚至都不會打手語”。
王一岚的成長過程是在母親的嚴格要求下一路“逆襲”過來的。因為聽力和語言功能不完善，她付出了數倍于常人的努力去學說話。母親從未間斷過她的康複訓練，并且堅持把她送進普通學校，以至于後來王一岚對于聾人群體來說更像一個“圈外人”。“我能無障礙地和健全人交流，母親功不可沒。”
在即将完成研究所學生的學業時，王一岚了解到成年人也可以進行人工耳蝸植入手術。也是在母親的鼓勵下，她“大膽”地選擇了進行手術。“其實很多聾人想做人工耳蝸，但多數人的父母覺得這是‘在腦袋上開刀’，不願孩子承擔這樣的風險；而更多的人則是無法負擔高昂的費用。”一套進口人工耳蝸的費用在20多萬元，王一岚還在猶豫的時候，又是母親給了她最大的支援。“起初她讓我自己決定，其實私下裡也做了許多功課，知道人工耳蝸的好處，在我猶豫的時候跟我說一定要做，哪怕借錢也要做。”
就這樣，王一岚在進行人工耳蝸植入手術1年後，聽力和語言功能愈發完善，說話聽聲基本與常人無異。在她的勸導下，王健也植入了人工耳蝸。
總有一方要先做出妥協
對于習慣使用手語交流的王健來說，耳蝸的植入并未給他的生活帶來颠覆性的變化。“和聾人朋友一起出去，我勉強可以充當他們的‘翻譯’。”王健有時和朋友一起聚餐，點餐時都是各點各的，拿着菜單給服務員指一下，就算是點餐完成，一個人點完，下一個人再點。在王健的印象裡，聾人圈子裡很少有“請客”一說，大多時候都是“AA制”。
“現在很多餐廳都有掃碼點單，必須面對面交流的情況越來越少。”購物、吃飯、出行，都可以通過一部手機完成，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友善了聾人群體的生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部分聾人的“惰性”——懶得與外界溝通，更難以跳出“舒适圈”。
王健的聾人朋友裡也有聽力和語言功能尚可的，但彼此在一起交流仍會使用手語，“多年養成的習慣很難一朝一夕就改變”。除非同時在場的還有健全人，“我們會聽，也會說。”王健說，但也僅限于那一刻，“轉過身兩個聾人交流還是會用回手語。”隻有在特定的情況下，比如去醫院就醫，或是廠裡開會，不得不開口的時候，他們才會短暫地放棄手語。這時，那些全聾的工友目光會齊刷刷落在王健身上——他成了他們聯結外界的橋梁。
“我妻子和我在一起，才開始學習手語，其實也是為了融入我的圈子。”起初王一岚随王健接觸他的朋友，雖然同為聾人，但她似乎更像一個“局外人”。朋友與王健交流的内容，由王健轉述給妻子聽。同樣，王一岚的話語也由王健打手語表達給朋友。他們一起外出的時候，王一岚代替王健與外界溝通，兩人的性格也正好互補——王健内向，即便能說也不愛多說；王一岚外向，大大咧咧又處事果決。
用王健母親的話說：“兒媳婦太優秀了，跟她在一起王健才能成長。”事實上，生活中王一岚更遷就王健一些，她成了兩人中“健全”的那個。“讓一個聾人學說話難比登天，但讓一個健全人學手語要簡單得多。”這就仿佛一道邊界，總有一方要率先做出妥協。
王健教會兒子一些簡單的手語，如“你好”“吃飯”“謝謝”，騰騰打得比很多大人都标準。漢語國語成了王健一家的“第一語言”，而手語則是“第二語言”。
兒子的成長，也是一家人的成長
直到兒子出生，王健“不愛說話”的習慣才徹底改變。騰騰牙牙學語的時候，他有時會拿着識字卡、小人書大聲地教兒子說話。這對于王健來說也是一種發聲訓練，父母的愛總是無私的，他必須試着與兒子溝通，融入他的生活。
在這個過程中，王健也教會兒子一些簡單的手語，“你好”“吃飯”“謝謝”，騰騰打得比很多大人都标準。漢語國語成了王健一家的“第一語言”，而手語則是“第二語言”。王一岚打趣“我們家也算是‘雙語家庭’了。”
王健和王一岚的父母都是健聽人，他們在教騰騰語言的時候發現了一個現象：如果父母是健聽人，孩子是聾人，父母會手語的很少；如果父母是聾人，孩子是健聽人，一般孩子都會手語。“孩子是一張白紙，學東西很快，什麼樣的語言環境會造就他們未來的語種。”王一岚說，這就好比從小生長在外國的孩子，大機率會說一口流利的外語。“普通人接觸不到，手語在他們眼裡神秘莫測，其實手語就是一門語言，人與人交流的基本工具。”
對于手語看得雲裡霧裡的情況，偶爾也會出現在王健這個“天然使用者”身上。有時一家人坐在一起看新聞，螢幕右下角的手語翻譯，王健也不能全看明白。“我學的是北京手語，而現在則是國家通用手語。”
王健說，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手語沒有一個統一的國家标準，特教學校教的是北京手語，各地也有方言手語。有時從外地來的聾人朋友與他交流，遇到雙方都搞不清楚的時候，就在對方掌心裡寫字，交流起來雖沒什麼大問題，但終歸不太友善。
直到2018年，國家通用手語規範開始實施，我國才有了國家級的手語統一标準。“盡管如此，手語還是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王健說，比如在一些專業性較高的特定領域，手語表述還是不能完全覆寫，比如醫藥術語的“頭孢”“青黴素”；法律術語的“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化工領域的“三聚氰胺”“鉛酸電池”等。“希望有一天，手語能涵蓋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不再以一種獵奇的眼光去看待，聾人才能真正無差别融入社會。”王一岚說。
她曾想過兒子的未來，會不會因為有聾人父母而遭受歧視，“我們會有意識地向他灌輸一些觀念，告訴他爸爸媽媽的耳朵生病了，耳蝸就是我們的‘小耳朵’，手語也可以成為日常的交流工具。”在騰騰看來，王健和王一岚與别的父母沒什麼兩樣。
騰騰生日那天，王一岚還“沒出息”地哭了一場——奶奶給了孫子1000元的紅包，騰騰接過說完謝謝後就要往門外走，問他去幹嗎，稚嫩的童聲放大了幾分貝：“我要去給爸爸媽媽換耳蝸。”
來源丨中國殘障人士雜志社（ID：zgcjrzzs）
文/攝影丨張西蒙
編輯丨張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