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6月，時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湖北省軍區司令員的李先念奉命進京，得知自己将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财政部長，他激動而又惶恐地向毛澤東主席報告：财政部長我幹不了，我沒有那個能力和水準，還是請中央考慮他人。
毛主席和李先念
在愛将面前，毛澤東幽默了一把，笑着說：“你不想幹，那我隻好把國民黨的财政部長宋子文從台灣請回來，讓他幹好了。”
李先念一聽急了，趕緊說：主席，那還得了，我堅決服從中央的決定。
此時的李先念，在毛主席眼裡，完全可以取代宋子文，那麼，他是如何從赫赫戰将轉型成為新中國的“經濟大佬”，最後登頂國家主席的呢？
戰争年代，他兩次率部隊絕地突圍，去世後重上戰場陪伴戰友
1909年，李先念出生于湖北黃安，在這個因革命烈士的鮮血而染紅成為今天“紅安縣”的農村，他讀過私塾，學過木匠，17歲參加農民運動，18歲參加黃麻起義并加入共産黨，19歲率領整個遊擊隊加入紅軍。
1933年，李先念擔任紅四方面軍30軍政委，一路從基層幹部成長為紅軍的一名進階指揮員。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第三十軍政治委員李先念
1935年，為了策應中央紅軍長征，李先念和代軍長程世才率領紅30軍兩次長征、三過草地，先後參與懋功、包座戰役，最終與紅一、二方面軍在會師陝北。
1936年11月，李先念率領的紅30軍編入西路軍，他被任命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指揮紅30軍向西突擊，準備為在陝西境内“短暫休整”的紅軍殺出一條路來——向親蘇親共的新疆軍閥盛世才借道，打通與蘇聯的聯系，以國際的力量促進國内革命的大發展。
然而，國民黨頑固派一直沒有放松對紅軍的圍剿，這次圍攻西路軍的主力是号稱“西北三馬”的馬步芳、馬鴻逵和馬鴻賓所部，“三馬”的祖輩在清朝同治年間就開始在甯夏、甘肅、青海等地發展，經過家族的長期經營，此時糾集了以騎兵為主的10多萬“馬家軍”，對西路軍進行了殘酷的圍攻和截殺，在絕對優勢的總兵力和超高的騎兵速度面前，西路軍最終兵敗河西走廊。
1937年3月，西路軍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總指揮徐向前和政委陳昌浩脫離主力折返陝西向中央彙報，李先念則臨危受命出任西路軍工作委員會委員，負責餘下紅軍的軍事指揮。
憑借堅定的意志和靈活的戰術，李先念與程世才等人一邊聚集散落各處的紅軍将士，一邊組織部隊向西突圍，在跳出馬家軍的包圍圈後，進入終年積雪、荒無人煙的祁連山脈，在遍地黃沙的戈壁灘上艱難行進，曆盡艱苦卓絕的47天“小長征”，在4月底将400多名西路軍戰士帶到了甘肅、新疆交界處星星峽，在中央代表的接應下轉道至迪化，為黨和紅軍儲存了一批革命的“星星火種”。
無獨有偶，9年後，李先念又一次率領部隊“突出”了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
這一次，李先念率領的新四軍第5師已經發展成為中原軍區，麾下擁有近6萬将士，是原來紅軍西路軍的3倍；但這一次層層疊疊地圍在周邊的，是國民黨最新改編的30多萬正規軍，全副美式裝備，借國共和談的機會，悄悄地向中原解放區靠攏，企圖消滅我軍有生力量，進而逐鹿中原、鼎定局勢。
好在毛澤東主席和黨中央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識破了蔣介石集團“假和談真進攻”的陰謀，及時向中原局發出了“生存第一、勝利第一”的訓示，李先念則敏銳地把握住了形勢，一邊在宣化店熱情接待美國派出的“軍調”人員，一邊不動聲色地安排部隊隐蔽集結，趕在敵軍發動總攻之前，率領主力部隊從敵軍的縫隙中分兩路突圍，跳出了國民黨軍沿途布置的重重追堵合圍，開辟出新的解放區。
1944年，李先念與鄭位三（中）、陳少敏（左）在湖北省大悟縣宣化店
兩次絕地突圍，李先念都走了出來，并且走向了更高的上司崗位，他永遠忘不了那些倒在身邊的戰友，忘不了他們的流血犧牲，有生之年為了革命的勝利與新中國的建設，他不能陪伴他們，但總有一天要和他們再次相聚。是以，他留下了遺囑：把骨灰撒到我曾經戰鬥過的地方——大别山、大巴山、祁連山！
為了主席的重托，他甘當學生抓财政，與大将軍銜失之交臂
兩次絕地突圍，李先念的軍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發揮，而慧眼識英才的毛澤東主席更從中看到了他那堅韌的戰鬥意志和出色的“趟路”能力，是以在1954年親自點将，任命李先念為國務院副總理、财政部部長。
1954年9月27日，李先念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
随李先念同出星星峽的400多名紅軍戰士，建國後有10多名成為開國将軍；在中原軍區和李先念先後突圍的戰友中，副司令員王樹聲1955年授銜大将。
李先念因為主政财政部而脫下了軍帽，與大将軍銜失之交臂後，一門心思想的是不負主席重托，把新中國的經濟抓上去。
是以，他主動當“學生”，向長期從事經濟工作的陳雲等黨内同志及馬寅初等黨外專家學者學習，從基本的經濟理論學起，結合當時中國經濟的實踐邊學邊幹，很快完成了新中國成立後整個國民經濟的複蘇與改造，推進國内經濟步入“一五計劃”。
其實，李先念的一生，也可以說是學習和成長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話說：軍事上學的是徐向前元帥，經濟上陳雲是他的老師，外交上一直由周總理直接指導，而毛澤東則是他一輩子的導師。
正因有這樣一群高規格的“老導師”，正因有這樣不斷地學習，李先念這位“學生”完成了從戰将到财政部長的蛻變，深受毛澤東主席和中央的器重，從1954年起一直擔任副總理長達26年之久。
危難之際，他壁立中流勇擔當，挽救了國家推進了改革
在和平年代，李先念擔任副總理長達26年，既沒有如日中天也沒有被打倒，有人戲稱他是“三朝元老”不倒翁，也有人暗地裡說他是“左右逢源”的騎牆派，直到1976年的秋冬之交，大家才知道他作為一名共産黨員在危難之際的真正擔當。
毛澤東主席逝世後，以江青、王洪文等“四人幫”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加快了争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步伐，華國鋒同志作為黨、政、軍最高上司人處于被“架空”的邊緣，中國的命運走到了懸崖邊上。
此時，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的地位十分關鍵，他堅定地支援華國鋒的工作，擔當起華國鋒和葉劍英及一大批老同志之間溝通的橋梁，即使在身體有病、“四人幫”的爪牙伸向他本人逼迫他外出就醫的關鍵時刻，也與華國鋒達成默契，和葉劍英等人像“定海神針”一樣坐鎮北京，最終促成了“四人幫”問題的快速解決，保障了中國政治和社會局勢的平穩過渡。
其實，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這一特殊時期，李先念始終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威望，不遺餘力地支援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工作，為中國經濟、政治的有序發展做出了大量的努力。
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國經濟和社會形勢走向快速發展，李先念又成為“加速度”的重要一環，為了盡快實作黨内政治生活正常化、規範化，他支援鄧小平提出的黨政分開思想，并身體力行加以推動。
1983年6月，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李先念當選國家主席，成為繼毛澤東、劉少奇之後第三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待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形勢日益好轉，李先念又站在了中央上司層新老交替正常化“改革”的第一線。
1986年時，中共中央在任的5名政治局常委中，鄧小平、李先念和陳雲3位都已進入耄耋之年。
同一年，劉伯承、葉劍英、黃克誠等幾位老革命家相繼去世，特别是葉劍英元帥的去世，引起了國際國内巨大的震動。
同一年，鄧小平和李先念來到陳雲家中，三人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秘密談話。
這次談話的内容至今沒有解密，但在198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大會議上，出人意料地爆出了四條新聞：
鄧小平不再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職務，僅任黨和國家的中央軍委主席。
李先念不再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職務，僅任全國政協主席。
陳雲不再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第一書記職務，僅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
彭真、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等“四老”不約而同地“全退”，不再擔任任何職務。
中共中央最高上司層，順利實作了新老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