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6月，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李先念奉命进京，得知自己将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他激动而又惶恐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财政部长我干不了，我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还是请中央考虑他人。
毛主席和李先念
在爱将面前，毛泽东幽默了一把，笑着说：“你不想干，那我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
李先念一听急了，赶紧说：主席，那还得了，我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
此时的李先念，在毛主席眼里，完全可以取代宋子文，那么，他是如何从赫赫战将转型成为新中国的“经济大佬”，最后登顶国家主席的呢？
战争年代，他两次率部队绝地突围，去世后重上战场陪伴战友
1909年，李先念出生于湖北黄安，在这个因革命烈士的鲜血而染红成为今天“红安县”的农村，他读过私塾，学过木匠，17岁参加农民运动，18岁参加黄麻起义并加入共产党，19岁率领整个游击队加入红军。
1933年，李先念担任红四方面军30军政委，一路从基层干部成长为红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
1935年，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李先念和代军长程世才率领红30军两次长征、三过草地，先后参与懋功、包座战役，最终与红一、二方面军在会师陕北。
1936年11月，李先念率领的红30军编入西路军，他被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红30军向西突击，准备为在陕西境内“短暂休整”的红军杀出一条路来——向亲苏亲共的新疆军阀盛世才借道，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以国际的力量促进国内革命的大发展。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一直没有放松对红军的围剿，这次围攻西路军的主力是号称“西北三马”的马步芳、马鸿逵和马鸿宾所部，“三马”的祖辈在清朝同治年间就开始在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发展，经过家族的长期经营，此时纠集了以骑兵为主的10多万“马家军”，对西路军进行了残酷的围攻和截杀，在绝对优势的总兵力和超高的骑兵速度面前，西路军最终兵败河西走廊。
1937年3月，西路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脱离主力折返陕西向中央汇报，李先念则临危受命出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余下红军的军事指挥。
凭借坚定的意志和灵活的战术，李先念与程世才等人一边聚集散落各处的红军将士，一边组织部队向西突围，在跳出马家军的包围圈后，进入终年积雪、荒无人烟的祁连山脉，在遍地黄沙的戈壁滩上艰难行进，历尽艰苦卓绝的47天“小长征”，在4月底将400多名西路军战士带到了甘肃、新疆交界处星星峡，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转道至迪化，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革命的“星星火种”。
无独有偶，9年后，李先念又一次率领部队“突出”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
这一次，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5师已经发展成为中原军区，麾下拥有近6万将士，是原来红军西路军的3倍；但这一次层层叠叠地围在周边的，是国民党最新改编的30多万正规军，全副美式装备，借国共和谈的机会，悄悄地向中原解放区靠拢，企图消灭我军有生力量，从而逐鹿中原、鼎定局势。
好在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识破了蒋介石集团“假和谈真进攻”的阴谋，及时向中原局发出了“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李先念则敏锐地把握住了形势，一边在宣化店热情接待美国派出的“军调”人员，一边不动声色地安排部队隐蔽集结，赶在敌军发动总攻之前，率领主力部队从敌军的缝隙中分两路突围，跳出了国民党军沿途布置的重重追堵合围，开辟出新的解放区。
1944年，李先念与郑位三（中）、陈少敏（左）在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
两次绝地突围，李先念都走了出来，并且走向了更高的领导岗位，他永远忘不了那些倒在身边的战友，忘不了他们的流血牺牲，有生之年为了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建设，他不能陪伴他们，但总有一天要和他们再次相聚。因此，他留下了遗嘱：把骨灰撒到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
为了主席的重托，他甘当学生抓财政，与大将军衔失之交臂
两次绝地突围，李先念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而慧眼识英才的毛泽东主席更从中看到了他那坚韧的战斗意志和出色的“趟路”能力，因此在1954年亲自点将，任命李先念为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部长。
1954年9月27日，李先念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随李先念同出星星峡的400多名红军战士，建国后有10多名成为开国将军；在中原军区和李先念先后突围的战友中，副司令员王树声1955年授衔大将。
李先念因为主政财政部而脱下了军帽，与大将军衔失之交臂后，一门心思想的是不负主席重托，把新中国的经济抓上去。
因此，他主动当“学生”，向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陈云等党内同志及马寅初等党外专家学者学习，从基本的经济理论学起，结合当时中国经济的实践边学边干，很快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复苏与改造，推进国内经济步入“一五计划”。
其实，李先念的一生，也可以说是学习和成长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军事上学的是徐向前元帅，经济上陈云是他的老师，外交上一直由周总理直接指导，而毛泽东则是他一辈子的导师。
正因有这样一群高规格的“老导师”，正因有这样不断地学习，李先念这位“学生”完成了从战将到财政部长的蜕变，深受毛泽东主席和中央的器重，从1954年起一直担任副总理长达26年之久。
危难之际，他壁立中流勇担当，挽救了国家推进了改革
在和平年代，李先念担任副总理长达26年，既没有如日中天也没有被打倒，有人戏称他是“三朝元老”不倒翁，也有人暗地里说他是“左右逢源”的骑墙派，直到1976年的秋冬之交，大家才知道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危难之际的真正担当。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以江青、王洪文等“四人帮”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加快了争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华国锋同志作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处于被“架空”的边缘，中国的命运走到了悬崖边上。
此时，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的地位十分关键，他坚定地支持华国锋的工作，担当起华国锋和叶剑英及一大批老同志之间沟通的桥梁，即使在身体有病、“四人帮”的爪牙伸向他本人逼迫他外出就医的关键时刻，也与华国锋达成默契，和叶剑英等人像“定海神针”一样坐镇北京，最终促成了“四人帮”问题的快速解决，保障了中国政治和社会局势的平稳过渡。
其实，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时期，李先念始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威望，不遗余力地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工作，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有序发展做出了大量的努力。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经济和社会形势走向快速发展，李先念又成为“加速度”的重要一环，为了尽快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规范化，他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思想，并身体力行加以推动。
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先念当选国家主席，成为继毛泽东、刘少奇之后第三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待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日益好转，李先念又站在了中央领导层新老交替正常化“改革”的第一线。
1986年时，中共中央在任的5名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3位都已进入耄耋之年。
同一年，刘伯承、叶剑英、黄克诚等几位老革命家相继去世，特别是叶剑英元帅的去世，引起了国际国内巨大的震动。
同一年，邓小平和李先念来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这次谈话的内容至今没有解密，但在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会议上，出人意料地爆出了四条新闻：
邓小平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仅任党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
李先念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职务，仅任全国政协主席。
陈云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第一书记职务，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四老”不约而同地“全退”，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