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溫良賢曆史檔案</h1>
1938年8月，奔赴延安，先後入陝北公學、青年幹部學校學習，後曾任關中煉鐵廠廠長。
1945年4月，随部隊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後進入東北，先後任冀察熱遼軍區軍工部秘書長、東北軍區軍械部秘書主任。
1948年12月，調任鞍鋼制鐵部副主任，翌年6月兼任煉鐵廠廠長。
1952年3月，出任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參贊處冶金組組長；1954年11月出任鞍鋼副經理；1957年6月，調任“鞍建”公司副經理。
1946年，在冀察熱遼軍區軍工部的溫良賢與夫人焦翠芝夫婦及大女兒合影。
1949年9月21日，畢業于西北工學院冶金系的周傳典（後曾任冶金部副部長），從安徽阜陽趕來鞍鋼報到。在煉鐵廠的一間簡陋的辦公室裡，一張小辦公桌的後邊，坐着一位年齡其實不過40歲的人，面容消瘦，後背微駝。這天，天氣很熱，他還穿着一身褪了色的粗黃布軍裝，前來報到的周傳典向他遞上了介紹信。
“我是溫良賢。”他站了起來，熱情地與周傳典握手，又讓到對面的凳子上坐下，說：“人事處已經來過電話，現在人手很缺，非常歡迎你到我們這裡來工作。”
“噢，真的看不出來，他就是溫廠長。”坐下來的周傳典心裡在嘀咕，開始還以為他是鐵廠的辦事員呢！
一個星期前，鞍鋼制鐵部第二副主任溫良賢接替制鐵部第一副主任文進，出任煉鐵廠兼選礦廠廠長。雖然來廠裡不久，人們對這位性格随和、平易近人的廠長，沒有絲毫的距離感，都習慣地稱他“老溫頭”。
兩個人初次見面，談話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溫廠長不厭其煩地介紹起鐵廠過去和現在的狀況。他的話，也把周傳典的眼球吸引到窗外。透過辦公室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南邊大半個鐵廠，一片破敗不堪的景象；北邊一排高爐上，勞工們正在緊張地進行修複。
1952年，時任鞍鋼駐莫斯科小組組長溫良賢在蘇聯。
“我在大學隻學過一般冶金知識，對煉鐵技術雖然學了一點，但所知甚少，今天才第一次看到高爐呢。”周傳典坦誠地說。
“那不怕！隻要肯鑽研就行，這裡已來了一些工程師和技術員，跟你一樣都得從頭學，他們最多也隻在關内的小高爐上工作過……”溫廠長鼓勵道。
“溫良賢廠長是一位非常重視和善于使用青年知識分子的上司幹部。”在此後的3年時間，從見習技術員、工長、值班長、工務科長到副廠長，周傳典接連換了5個崗位，都在“老溫頭”手下工作，感慨道：“他身上有很多老八路的優良傳統，很受技術人員和勞工群衆的擁護和愛戴。”
鐵廠剛恢複生産還不到半年，在“老溫頭”的倡議下，廠裡就辦起了技術刊物。周傳典說，這個刊物“可能是咱們冶金系統的第一個專業性刊物”。這本《煉鐵資料》越辦越火，當時全國僅有的幾家煉鐵廠紛紛來信索取。到1950年底，東北工業部把這些資料編輯出版了一本書。這本名為《煉鐵資料彙編》的書，也是我國冶金界出版的第一部專業論文集。鐵廠每星期還召開一次技術座談會，“老溫頭”提倡技術民主，主張大家思想活躍起來，暢所欲言，并鼓勵大家把自己的見解寫成材料送給他看，好的就印出來給大家看。曾當過鞍鋼煉鐵廠代廠長、公司副總工程師的成蘭伯回憶說：“這種學術民主和優良學風，成為了推動技術人員提高專業水準的一股巨大力量。”
周傳典、莊鎮惡、劉秉德、趙永達、李馬可、李國安、金心、李壽彤、張壽榮、湯乃武、楊來鵬、孟慶輝、謝祚昌、奚兆元、徐矩良、吳元愉、王喜慶、曾新榮、湯世模、陳華穗、葉緒恕、王正山、付式……還有後來仍留在鞍鋼的成蘭伯、劉真、潘作桓……在恢複時期的鞍鋼煉鐵廠，有這樣一批生龍活虎的技術骨幹，他們也成為了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第一批煉鐵界知名專家。再後來，周傳典曾經屈指一算，冶金工業部鋼鐵司、科技司主管煉鐵生産技術的，兩個鋼鐵研究院主管煉鐵技術的，全國10大鋼鐵公司中的6家大鋼廠主管煉鐵的和煉鐵廠的主要技術負責人，都是鞍鋼在1950年代培養出來的。應該說，具有遠見卓識、求才若渴的“老溫頭”功不可沒。
1957年夏初，時任鞍鋼副經理溫良賢在煉鐵廠表彰大會上講話。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劉少奇秘密通路蘇聯歸來，帶回了中共早期上司人蔡和森、向警予夫婦之子蔡博。畢業于莫斯科鋼鐵學院冶煉專業、獲煉鐵冶金工程師稱号的蔡博，回國後主動申請到鞍鋼工作，先後任公司生産處、技術處副處長，從1951年1月起任煉鐵廠副廠長。蔡博年輕有為、精明強幹，“老溫頭”甚是喜愛，終于“發現了有比他更為适合擔此重任的人才”。而蔡博的個性也很強，尤其表現在為人處世上簡單而直率，甚至往往不考慮場合、不區分對象、不顧及情面。有一天，“老溫頭”拿着一張表走到蔡博的辦公桌前，商量一件關于勞動工資的事情，蔡博毫不客氣地說了幾句反對的話，弄得“老溫頭”下不來台。當時，周傳典等也在場，有人私下議論說：“蔡博怎麼這樣不客氣，蘇聯能都是這樣做法嗎？”
然而，“老溫頭”卻不以為意，在與即将接任副廠長的周傳典談話時說：“……你能做好工作，我不擔心。我擔心的是你們兩位廠長能不能搞好團結，相同動作。”說到此，周傳典忽然記起了前不久看到的那個場景，“老溫頭”接着說道：“蔡博的個性很強，和我已經頂撞過幾次。幹工作争論總是會有的，但同志之間要互相諒解，要服從真理，不要感情用事，更不要鬧僵了！”
自1951年冬，溫良賢便開始主動讓位，前往太原、石景山和本溪的鐵廠考察。路過沈陽時，他又向東北工業部談了自己的想法，建議由蔡博接替廠長，說：“這位同志留學蘇聯，學習很好，又在蘇聯工廠實習過。到煉鐵廠幾個月，顯出他的組織上司能力很強，年輕肯幹，我相信他會比我幹得更好。”
1958年，溫良賢、焦翠芝夫婦與老人和子女在居所陽台上合影。
正當有為之年，卻急流勇退，把一副占全國2/3生鐵産量的鐵廠廠長重任，悄無聲息地交給了才隻有二十幾歲的蔡博。當年，“老溫頭”的壯舉，在許多人看來都是不可思議的。他在任的3年，使鞍鋼的煉鐵生産起了巨大的變化，原有的9座破敗不堪的高爐已經恢複了3座，另外6座大型高爐的改建工程剛剛開始。生産建設一片繁忙，也正是他大顯身手的時候。
溫良賢是江西萍鄉人，1917年2月生，兩三歲時父親病故，撇下了母親和他與妹妹。自小，他在開熔鐵爐的四祖父家長大；14歲時中學沒有畢業，跟着四祖父學徒，其間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38年8月，經八路軍駐長沙辦事處介紹，他去了延安，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産黨，入陝北公學學習，與劉雁林、易曉光等同學。1940年，他從前方的晉東南晉城傳回延安，又進入澤東青年幹部學校學習，後于1942年轉入工業部門，出任地處十裡鋪的關中煉鐵廠廠長。
1945年4月，溫良賢随部隊離開延安，奔赴前線。當部隊走過封鎖線——同蒲路，到了河南濟沅縣的邵沅鎮時，聽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随即攻打鐵門和濟沅。後奉中革軍委的指令，他随這支部隊北上，曾任冀察熱遼軍區軍工部秘書長。1948年12月10日，即遼沈戰役勝利一個多月後，一直在小山溝裡辦軍工廠的溫良賢，第一次進入沈陽這座大城市，一切都感覺太新鮮、太開心、太幸福啦！當時，他在何長工任部長的東北軍區軍械部擔任秘書主任。不久，得知鞍鋼将進行恢複建設，他非常想到鞍鋼一展身手，幾次向組織提出申請，卻均未獲得準許。那些日子裡，他一連幾天吃不好、睡不着，半夜爬起來給東北局副書記兼财經委副主任李富春寫了一封信，之後又找了東北局書記高崗，要求到鞍鋼工作，終于得到應允。組織上談話時，征求他的意見：“到地方工作，職務要比現在低，是否可以？”他明确表态：“隻要能到鞍鋼工作，給我安排什麼職務都能接受。”
1949年3月15日，溫良賢前來鞍鋼報到。
那是4月28日的上午，他去了一趟公司經理室，經理李大璋與他見面後的第一句話是：“我們在延安就認識。”而他直截了當地提出了幾條工作建議，第一條就是關于培養技術人員及技工的問題。他覺得鞍鋼的恢複和發展，技術人員是一個重要問題，從制鐵部的技術人員現狀來說，現在勉強夠開一個爐子，如果今後還要開更多的爐子，就必須培養更多的技術人員。當年6月，由他兼任煉鐵廠廠長後，即把工作的着眼點和立足點，放在了真正使煉鐵廠成為一座大熔爐、大學校。
1952年3月，溫良賢正式離開了煉鐵廠，把班交給了蔡博，出任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商務參贊處冶金組組長。1954年11月，在結束了莫斯科的工作後傳回鞍鋼，他出任鞍鋼副經理。1957年6月，他又被調往從鞍鋼分離出去的鞍建公司，出任副經理。
1971年，溫良賢（中）與申力明（左一）、趙前（右一）在鞍山市公交會戰指揮部門前合影。
“老溫頭”沒有選錯人，蔡博也沒有辜負“老溫頭”的囑托。1958年前的鞍鋼煉鐵廠，一直站在全國煉鐵行業的前列，許多先進的管理經驗和先進的技術經驗，都是從這裡傳到全國的。在溫良賢當廠長的3年裡，鞍鋼的煉鐵生産率提高了50%。在他推薦的蔡博當廠長的6年裡，煉鐵生産率在原來的基礎上又提高了50%。
回首“老溫頭”的一生，自從投身于鋼鐵事業，就對鋼鐵情有獨鐘，從來就沒有打算離開過。1954年，卸任駐莫斯科小組組長，外交部就要留下他，他說什麼也不幹，堅持要搞鋼鐵。1958年，他與趙北克一同赴大西北，出任酒鋼第一副經理。酒鋼工程于1962年下馬後，本可以到杭州、去西安、調北京，雖然還是在冶金系統，從事廳局上司工作，但卻離開了鋼鐵企業，而他堅持要求帶隊到黑龍江的北滿鋼廠，出任廠黨委書記。
1971年，為了祖國的鋼鐵事業南征北戰10餘載的“老溫頭”重返鞍山，正值“文革”期間，出任鞍山市革委會副主任、第一工交組（即鞍鋼）副組長。1974年，溫良賢因積勞成疾故去，終年57歲。
鐘翔飛 撰文 智春山 楊偉平 史料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