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國，有一位學者名叫少正卯，此人能言善辯，知識淵博，幾乎與孔子在同一時間開門收徒。由于少正卯的課程實在有趣，是以導緻孔子之門三盈三虛。也就是說，少正卯三次搶光了孔子的學生。
後來，孔子在擔任魯國大司寇後的第七日，立即派人将少正卯誅殺于兩觀之下。不僅如此，孔子還戮了少正卯的屍體，并将其遺體在外面曬了三日。
孔子，一向強調“仁者夫妻”。如《論語·顔淵》篇載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就很反感地回答:“子為政，焉用殺?”孔子也曾言:“不教而殺謂之虐”。
對于少正卯，孔子似乎并沒有進行，而是直接加以誅殺。是以他的愛徒子貢問孔子：
“夫少正卯，魯之聞人。夫子誅之，得無失乎？”
在子貢看來，誅殺少正卯這個魯國名人，實在是有些過分了。
然而孔子卻說：
“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也！”
簡單翻譯就是，人有五種罪過，與之相比，盜竊都不算什麼。第一種是心思通達而為人陰險；第二種是行為乖張反常卻固執不改；第三種是言辭虛僞無實，但卻十分雄辯能打動人心；第四種是所記多為怪異之說，但是卻能旁征博引；第五種是順着别人的錯誤還為其掩過飾非。一個人即使有其中一種罪過，都免不了被君子誅殺。而少正卯同時兼具這五種惡行，乃是小人中的奸雄，不得不誅殺。
“孔子誅少正卯”之事，在後世多有争議。在儒生們看來，第一是從思想上看，此事與孔子的整個思想不相容。第二是從曆史上看﹐認為在春秋時代﹐孔子不可能作出此事。畢竟少正卯屬于士大夫階層，在那個“刑不上士大夫”的時代，孔子對于少正卯哪能說誅就誅呢？
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國史學界掀起“批儒評法”的浪潮。在此期間，孔子被徹底打倒，而少正卯則成為“進步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與從事武裝起義的盜拓一起，備受推崇。
在筆者看來，少正卯到底持有什麼思想，已經不可考。但是可以肯定，他的學說一定與孔子大相徑庭。如果孔子推崇王道，恐怕少正卯一定推崇“霸道思想”，即宣傳戰争、苛法和權術。
孔子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禮樂崩壞的時代。戰亂頻仍、政權更疊頻繁，百姓生靈塗炭。随着農業發展，舊有的王田制土崩瓦解，而土地私有制則取而代之。是以諸侯不服從周天子，士大夫又篡奪諸侯權位。而少正卯的思想，大體就是鼓勵和幫忙這種“下克上”的行為。
在對于崇尚周禮的孔子來首，少正卯的思想，恐怕隻會對此亂局火上澆油，隻會給天下帶來更多的戰争和死亡，隻會給百姓帶來更大的負擔和痛苦。
同時，少正卯不僅“思想危險”，而且具有相當高的學問以及口才，甚至可能超越了孔子。正是因為如此，才導緻孔子門庭三盈三虛，僅有顔淵巋然不動，甚至連子貢、子路都聽過他的課。
正所謂“路線錯誤，知識越多越反動”。對于少正卯的才幹，孔子并不是嫉妒，而是懼怕。孔子時代的魯國，卿大夫三桓專權，國君大權旁落。對于這種頭足倒懸之事，孔子可謂深惡痛絕，是以才會說：“慶父（慶父乃三桓之一）不死，魯難未已。”
若三桓有少正卯相助，魯國内讧恐怕将愈演愈烈。這種内亂，恐怕将為強鄰齊國所趁。而君主喪失權柄，更不是孔子願意看到的。是以在筆者看來，孔子誅殺少正卯，确實不是出于私心。畢竟孔子論敵絕不止少正卯這一個，但是被殺的，為何隻有他呢？
與此同時，孔子的行為，很可能有魯國統治者的默許。否則以孔子的權職，絕不可能擅殺士大夫。最終，孔子以“君子之誅”為名，斬殺了少正卯。而孔子殺少正卯最終結果如何呢？根據史書記載：“魯國大治，齊國震恐”。孔子利用誅殺少正卯，制止其“邪說”的流行，匡正了魯國的意識形态。不僅敲山震虎震懾三桓和外敵，同時還加強了中央集權。
在現代人看來，孔子的做法十分不道地，有搞“文字獄”，侵害言論自由之嫌。但在當時情形看來，并非沒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