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我黨曆史的軍迷們都知道，從黨的一大到五大，這些重大會議都是在國内召開的。然而黨的六大會議卻是一次例外，當時根據國内和國際形勢的需要，會議的地點選在了蘇聯首都莫斯科。
在六大會議和随後的六屆一中全會等會議上，選舉了黨的新一屆上司成員，政治局常委有5人，成員有向忠發、蘇兆征、項英、周恩來、蔡和森，其中向忠發為常委會主席，躍居一把手。政治局常委會候補委員有3人，成員有李立三、楊殷、徐錫根。
需要指出的是，向忠發雖然當選為一把手，但是他的當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當時共産國際看重了他的勞工出身。由于向忠發本人自身理論修養和個人能力有限，缺乏處理全黨事務的能力，在中央的實際工作中未能起到一把手的作用。這就在客觀上形成了名義上向忠發是一把手，而在中央決策中實際掌握實權的則是後來補選為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
李立三，性格火爆，敢闖敢拼，綽号“坦克”。他在掌握中央實權主持中央工作時，于1930年6月-9月發起了錯誤的左傾冒險主義行動，史稱“立三路線”。在三個月中，各路紅軍在錯誤路線的影響下，冒險硬打大城市損失慘重。面對這一血的教訓，我黨迅速糾正了這一錯誤路線，自此李立三離開中央上司崗位。
那麼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後來怎麼樣了？去了哪裡擔任什麼職務呢？事情還要從國産國際說起！
大家都知道在我黨建立初期，共産國際在财力和政策指導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正因為如此，在黨的初期決策方面和人事安排上也烙下了國産國際的烙印。
在推行立三路線的過程中，李立三曾“得罪”過國産國際和以王明為首的“留蘇派”，是以他離開中央崗位後，1930年年底共産國際随即“安排”他回蘇聯“彙報和檢查”工作。從此開始了在蘇聯長達15年的漫長生活。
來到蘇聯彙報工作時，李立三光明磊落，不推卸責任，深刻地對自己的左傾錯誤做了全面的檢討，态度特别誠懇，表現出一個堅定無産階級革命家的風範。舉一個例子吧：當時，他化名給在蘇的中國留學生講課，當講述到《立三路線》一課時，他以自己親身的經曆和感悟，詳細地講解了立三路線的各個環節，對自己深刻地進行批判，而當學生問他：“你怎麼知道的這麼清楚？”他當場回答“我就是李立三”。
一個敢于承認自己錯誤，敢于當衆把自己的錯誤講出來，這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氣度，而李立三就是這樣敢作敢當的革命家。
在蘇期間，李立三一面檢讨自己的錯誤，一面保持熱情忘我工作，他先後擔任駐共産國際代表團的成員、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共産國際勞工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救國時報》主編等職務，尤其是在擔任《救國時報》主編時，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利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我黨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在國際上的影響。
然而到了1935年，作為中國駐共産國際代表團團長的王明回到蘇聯後，又抓住“立三路線”不放，處處給其穿“小鞋”。在之後的日子裡，他甚至被當做“特務”被蘇聯内務部關進監獄，面對嚴刑拷打，他始終立場堅定。客觀地說，在立三路線中，李立三的本意是利用中原大戰的有利形勢來迅速推動革命的快速發展，但是由于頭腦發熱，脫離了實際“好心辦了壞事”。但他卻不像王明那樣，為自己開脫，而是坦蕩承認，并積極改正，兩人的人格，由此高下立判！
1939年9月，根據上級安排，周恩來到蘇聯治病。在蘇聯治病期間，他反應了王明等借肅反制造的錯案，經過斡旋，蘇方最終查明真相，對李立三做出決定：解除監禁，予以釋放。然而蘇方内務部雖然對他解除了監禁，但是仍然不準他回國。
1946年經過中方交涉，李立三回到闊别15年的祖國。踏上祖國的土地，他就被委以重任，擔任我方軍調部東北3人組成員、首席代表、東北局敵工部、城工部部長等職務，在促成滇軍曾澤生部起義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他又擔任中央工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黨組書記，中央人民防空委員會秘書長、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委員、勞動部部長兼黨組書記，中央政策讨論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财經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副部長、華北局書記處書記等職務，其中他深入調查，提出的工業管理思路，被主席成為“兩參一改三結合”，為推動我國工業體制科學管理作出了突出貢獻。
後來由于受到錯誤鬥争的影響，李立三于1967年6月22日蒙冤去世，但是曆史是公正的，13年後的1980年，黨為李立三平反并給予公正評價。如今位于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渌江鄉福建圍村的李立三故居，已經成為了湖南省級文物保護機關，在大門的正上方刻着由胡耀邦親筆題寫的7個大字“李立三同志故居”，供後人參觀，讓我們向李立三老一輩革命家緻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