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我党历史的军迷们都知道，从党的一大到五大，这些重大会议都是在国内召开的。然而党的六大会议却是一次例外，当时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需要，会议的地点选在了苏联首都莫斯科。
在六大会议和随后的六届一中全会等会议上，选举了党的新一届领导成员，政治局常委有5人，成员有向忠发、苏兆征、项英、周恩来、蔡和森，其中向忠发为常委会主席，跃居一把手。政治局常委会候补委员有3人，成员有李立三、杨殷、徐锡根。
需要指出的是，向忠发虽然当选为一把手，但是他的当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看重了他的工人出身。由于向忠发本人自身理论修养和个人能力有限，缺乏处理全党事务的能力，在中央的实际工作中未能起到一把手的作用。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名义上向忠发是一把手，而在中央决策中实际掌握实权的则是后来补选为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
李立三，性格火爆，敢闯敢拼，绰号“坦克”。他在掌握中央实权主持中央工作时，于1930年6月-9月发起了错误的左倾冒险主义行动，史称“立三路线”。在三个月中，各路红军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冒险硬打大城市损失惨重。面对这一血的教训，我党迅速纠正了这一错误路线，自此李立三离开中央领导岗位。
那么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后来怎么样了？去了哪里担任什么职务呢？事情还要从国产国际说起！
大家都知道在我党建立初期，共产国际在财力和政策指导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党的初期决策方面和人事安排上也烙下了国产国际的烙印。
在推行立三路线的过程中，李立三曾“得罪”过国产国际和以王明为首的“留苏派”，因此他离开中央岗位后，1930年年底共产国际随即“安排”他回苏联“汇报和检查”工作。从此开始了在苏联长达15年的漫长生活。
来到苏联汇报工作时，李立三光明磊落，不推卸责任，深刻地对自己的左倾错误做了全面的反省，态度特别诚恳，表现出一个坚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举一个例子吧：当时，他化名给在苏的中国留学生讲课，当讲述到《立三路线》一课时，他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和感悟，详细地讲解了立三路线的各个环节，对自己深刻地进行批判，而当学生问他：“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他当场回答“我就是李立三”。
一个敢于承认自己错误，敢于当众把自己的错误讲出来，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气度，而李立三就是这样敢作敢当的革命家。
在苏期间，李立三一面检讨自己的错误，一面保持热情忘我工作，他先后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救国时报》主编等职务，尤其是在担任《救国时报》主编时，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利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我党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国际上的影响。
然而到了1935年，作为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回到苏联后，又抓住“立三路线”不放，处处给其穿“小鞋”。在之后的日子里，他甚至被当做“特务”被苏联内务部关进监狱，面对严刑拷打，他始终立场坚定。客观地说，在立三路线中，李立三的本意是利用中原大战的有利形势来迅速推动革命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头脑发热，脱离了实际“好心办了坏事”。但他却不像王明那样，为自己开脱，而是坦荡承认，并积极改正，两人的人格，由此高下立判！
1939年9月，根据上级安排，周恩来到苏联治病。在苏联治病期间，他反应了王明等借肃反制造的错案，经过斡旋，苏方最终查明真相，对李立三做出决定：解除监禁，予以释放。然而苏方内务部虽然对他解除了监禁，但是仍然不准他回国。
1946年经过中方交涉，李立三回到阔别15年的祖国。踏上祖国的土地，他就被委以重任，担任我方军调部东北3人组成员、首席代表、东北局敌工部、城工部部长等职务，在促成滇军曾泽生部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担任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央人民防空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劳动部部长兼党组书记，中央政策讨论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务，其中他深入调查，提出的工业管理思路，被主席成为“两参一改三结合”，为推动我国工业体制科学管理作出了突出贡献。
后来由于受到错误斗争的影响，李立三于1967年6月22日蒙冤去世，但是历史是公正的，13年后的1980年，党为李立三平反并给予公正评价。如今位于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渌江乡福建围村的李立三故居，已经成为了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大门的正上方刻着由胡耀邦亲笔题写的7个大字“李立三同志故居”，供后人参观，让我们向李立三老一辈革命家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