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王一平
阿來，當代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協主席。主要作品有詩集《棱磨河》，小說集《舊年的血迹》，非虛構作品《大地的階梯》，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空山》等。曾獲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
除了人，文學還應包含更廣闊的世界
從《塵埃落定》到《雲中記》，阿來在創作題材上似乎正在經曆着從“社會現實”向“人與自然關系”的轉變。面對這一問題，阿來回應，他的變化更多是循序漸進的，而這種轉變更深層的原因，則來自于他對于“天人合一”這一古老命題的思考。
他指出，在人以外，文學還應包含更廣闊的世界，包含自然界。在中國古典詩歌中，自然界常常是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托物言志”、“托物抒情”的文學傳統都是通過自然事物進行抒發，杜甫這句著名的“感時花濺淚、恨别鳥驚心”便是例證。然而，叙事文學興起後，“自然”卻消失了，無論是《水浒傳》、還是《三國演義》，書寫的重點都是人與人。
2011年戛納金棕榈獲獎電影《生命之樹》劇照，該電影講述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玄妙
“為什麼《詩經》、《楚辭》中的自然在小說家筆下消失了？”阿來在講座現場提出了這一問題。他認為，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中國文學缺少科學精神的展現。從新文化運動以來，胡适、陳獨秀等人便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口号，然而直到今天，科學仍然沒有進入文學。另一方面，當下生态環境的惡化也值得引起文學更多的注意。他并援引盧梭、利奧波德等美國自然文學作家的作品表達他對這一問題的關注。
在文化上，新與舊的辯證思考
在活動現場，阿來以日本漢學家《中華的崩潰與擴大》一書為例，指出中國文化的包容與強大。在他看來，文以載道、抒情言志是中國文學的偉大傳統，使人向善向美。然而鴉片戰争後，求新求變成為主流。直到當下，“新的便是好的”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共識。
阿來卻認為，在文化上，未必新比舊好。他以當下流行的短視訊為例，指出這實則并不是一種全然的創新，因為在文字出現以前，圖像閱讀便已有之。同理，網絡文學未必全然都好。他更尖銳地提出，“網際網路隻是一種媒介，但直接以網絡文學命名，包含了一種盲目的技術崇拜”。網絡文學貌似很新，但骨子裡是很舊的東西，所謂霸道總裁、寵妃這些題材，與傳統文化中的至善至美正完全相反。
面對這種現狀，阿來提到，在新文化運動時，當時的知識分子便讨論了中國人的信仰問題，他們認為詩學中美的教育、美的熏陶，或許可以構成中國人的信仰。阿來認為，這不失為一種可能。當下的中國文化所面對的，正是“拆了舊房子、新房子還沒建起來”的特殊時期，因而不能隻做拆房子賣瓦的事。
講座現場圖
在死亡中，是否有美的東西？
在阿來新作《雲中記》中，他将焦點對準了汶川地震後的雲中村。小說講述的是，震後擁有上千年傳統的雲中村集體移民到平原。祭師阿巴卻穿過山林田野，來到村裡每一戶人家的廢墟前，焚香起舞、訴說過往。張光芒認為，在這本書中，阿來有意回避了災難文學中常見的災民心态與苦難情結。
面對這一問題，阿來回憶起汶川地震後，他在災區擔任志願者的那段經曆。在他所去的小鎮，二十多秒的地震帶走了一半的人口。而幸存者面對一具具腐爛的屍體，大多報以痛哭。這也讓阿來開始思考，面對死亡，中國人是否隻有痛哭一種态度？在死亡中，又是否有美的東西？
阿來由此想到了莫紮特面對死亡而作的《安魂曲》。在他看來，《安魂曲》中包含着一種面對死亡的期望與希望。當肉體不能維系時，人便常常會渴求靈魂的存在。這是一種自尊的哀傷、一種美麗的期待，這當中既有對自我的同情，亦是對天下衆生的悲憫。
換言之，面對死亡與災難，衆生平等。而中國的災難文學、戰争文學卻往往隻停留于個人記憶、民族記憶，缺乏一種普世的人文關懷。《雲中記》所做的，正是在災難文學中，注入更為寬廣與普遍性的關懷。
1992年伊朗電影《生生長流》劇照，電影講述的是1990年伊朗大地震後，劫後餘生的村民沒有人們想象中的悲哀神态，反而積極投入災後重建，更加珍視生命，一對年輕夫婦甚至在地震後第二天就舉行了婚禮。
在講座的最後，阿來再次回到“文學的生命”這一主題。他提到，文學對他而言永遠是一個不會終止的啟蒙過程。他并以福克納、海明威等作家為例，講述文學為他帶來的強大的人道主義的洗禮。他進一步指出，未來的文學将會是歌德所言的“世界文學”。文學将不再局限于民族與國家，而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在他看來，科幻小說與自然文學正代表了這種方向。
此外，他認為，文學之特殊性，不在于故事，而在于語言。中文正是一種擁有很強音樂性的語言，因而中國文學也不應僅僅滿足于叙事，更應進行語言之美的探索。面對當下個人的語言的消失與套話的盛行，他希望，文章之美與修辭之美能夠滲透到人的精神生活與情感生活中。
作者丨王一平
編輯丨李陽
校對丨薛京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