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人士子的日常社會交往中，為應對各種社會關系或場合而作書是一種常态。知名學者白謙慎曾言：凡創作時不是為抒情寫意，旨在為應付各種外在的社會關系，或出于維系友情、人情的往還而書寫的作品，廣義的來說，都可以視為應酬作品。社會的變革也使得文人藝術中的應酬現象變多成為一個更為顯著的文化現象。對于絕大多數非職業書家而言，除去信劄、手稿，大體上，為應酬而書寫的作品在數量上會多于為怡情自娛而創作的作品。楹聯與其他書法形式的不同之處在于字型大但字數少，書寫相對所耗時間較少，這樣的特征使得它在清代成為社會名流、文人雅士等知識階層在社交饋贈中最為流行的形式。在衆多文人士子的日記中時常會記錄下自己的這一書法活動。比如官至甯紹台道的晚清大收藏家顧文斌在其日記中便提及：“闱中委員索書楹聯者紛紛，破半日工夫，俱寫畢。”累官湖南巡撫的金石收藏大家吳大澂也在一則日記中記載：“畫扇二柄，寫篆書扇面三，寫篆書對三。近來索書扇對者愈積愈多，延擱日久，親友未免見怪。因定每日早晚必書數件，以當陶公運甓之意。”而近代著名書法家印刷家唐駝更曾在6年内寫對聯三萬餘幅。楹聯書法擔負着文人士子間社交的功能，無論壽辰、及第、喬遷等諸事，皆需贈聯慶賀，甚至題贈聯就被時人稱為交際聯。由此可見，楹聯作品成為了維系人際關系的重要手段，在晚清文人社交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圖1 吳昌碩 鹿永魚樂七言石鼓對聯 1918年 縱177.5、橫45厘米 釋文 鹿永自天其導孔碩 魚樂于水以遊既深
吳昌碩受教于儒學之門，他22歲中秀才，此後仕途坎坷，充任小吏或幕僚逾30年。但作為士大夫中的一員， 其文人身份對于當時尚處于傳統文化架構下的社會具有極大的認同感。吳昌碩寓滬期間的交遊網絡幾乎涵蓋了晚清遺老、民國政要、商界領袖、梨園魁首等當時上海社會各行業所有的精英及名流圈。而要在交往唱和中組織起一個強大的社會關系網絡，藝術作品的饋贈與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縱觀湖州市博物館藏14幅楹聯中就有9幅作品有明确受贈人。例如吳昌碩集阮刻北宋本石鼓字八言聯“鹿永自天其導孔碩，魚樂于水以遊既深”（圖1），其書贈對象為“月泉仁兄”。“月泉”為民國上海文化名人李照松（1889～？），字月泉，廣東新甯人。留美歸國後，初為南洋公學教員、複旦公學教員，後曾任民國政府駐菲律賓副領事等，亦善書法，精鑒賞。據《吳昌碩年譜長編》記錄，吳昌碩在1909年（66歲）、1918年（75歲）均為李照松撰寫過楹聯。
圖2 吳昌碩 君子瀞女八言石鼓對聯 1915年 縱171、橫36 厘米 釋文 君子之求魚水永好 瀞女孔樂鹿車所安
又如集明拓石鼓八言聯“君子之求魚水永好，瀞女孔樂鹿車所安”（圖2）的受贈對象為“少墨内姪”，少墨即施其采，施為次子。施為乃吳昌碩夫人施酒之胞弟。五言石鼓聯“祿薄儉常足，官卑廉自尊”（圖3）受贈人“莜阿叔嶽大人”的身份為吳昌碩夫人施酒之叔。而七言篆書對聯“雲排谷口神仙出，巢隐松間鸾鳳栖”（圖4）由沈瑞琳撰，吳昌碩書，見于湖州雲巢山石坊。沈瑞琳字松生，号硯傳，為官至兩江總督的湖州籍官員及藏書大家沈秉成四子。沈瑞琳與其妻龔韻珊皆擅書畫。七言石鼓聯“花角樹幡出深秀，魚中寫帛導平安”（圖5）的受贈人鈕梓青為吳興最後一位狀元鈕福保的侄孫，與王震亦為好友。七言石鼓聯“橐有弓矢簡獵戶，棕陳鰋鯉識漁舟”（圖6）受贈者“嗣微仁兄”為吳昌碩多年鄉友程琴溪。由此可見，吳昌碩楹聯作品的囑托人涉及親友、文人、官員、富商等社會各階層。作為稱雄藝壇的一代宗師，其交遊圈可謂十分寬泛。
圖3 吳昌碩 祿薄官卑五言石鼓對聯 1891年 縱122、橫28厘米 釋文 祿薄儉常足 官卑廉自尊
圖4 吳昌碩 雲排巢隐七言篆書對聯 1923年 縱172.5、橫43.5厘米 釋文 雲排谷口神仙出 巢隐松間鸾鳳栖
當然，楹聯書法的流行也與清至民國文化市場對楹聯的大量需求有着密切關系。藝術走到了民國，逐漸變得愈加多姿多彩，雅好書畫也不再是文人世家的專利。楹聯作為一種深具民俗色彩的社會文化現象，無論題贈聯、景觀聯，亦或節令聯、婚壽慶挽聯等已經進駐到中國人社會生活的各個場景之中。而文化市場的發展軌迹與城市文明的步調是彼此呼應的。作為開埠後遠東的第一大城市上海，其繁榮的經濟和活躍多元的市民文化催生出巨大的書畫市場，吸引着前清高官名士及周邊地區文人墨客紛至沓來，海上一時群英荟萃。在此書畫市場勃興之際，吳昌碩于1912年正式遷居滬上，亦以筆墨丹青為其主要生計。寓滬期間，吳昌碩通過參與甚至組織發起如豫園書畫善會、海上題襟館、超社、西泠印社等具有行業協會性質的組織機構，将藝術、市場和社會公益活動全面結合起來，提升了自身的社會聲譽與地位，亦拓寬了其作品的需求管道。吳昌碩深谙社會需求對書畫市場的影響。曾言：附庸風雅，世鹹譏之。實則風雅不可不有附庸，否則風雅之流，難免餓死。鑒于藝術市場對于楹聯的接受程度與認可程度，吳昌碩書寫了大量楹聯書法作品。晚年多次自訂潤格，其中“癸醜潤格”（1913）、“丙辰潤格”（1916）、“庚申潤格”（1920）都将楹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楹聯潤格也從三尺三兩增加到三尺四兩再到三尺六兩。書畫潤例的不斷攀升也反映出吳昌碩作品的供不應求，吳昌碩在與友人沈石友的信劄中就曾提及：“缶為畫件所累，每日作三件，大約做到三月杪方可将去年所欠了卻。書畫本樂事，而竟入苦境，衰年之人如何當之，當乞石友先生教我。”由此可見吳昌碩在享有大名之後亦為其所累的一面。
圖5 吳昌碩 花角魚中七言石鼓對聯 1915年 縱136、橫32.5厘米 釋文 花角樹幡出深秀 魚中寫帛導平安
圖6 吳昌碩 橐有棕陳七言石鼓對聯 1926年 縱135、橫31.8厘米 釋文 橐有弓矢簡獵戶 棕陳鰋鯉識漁舟
楹聯的流行豐富了書法創作的形式，給書壇帶來了新的生機與活力。自晚清以來，凡能書者，皆有楹聯行世。吳昌碩有着非常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基，對律詩創作或集碑、集帖成聯造詣頗深，從其留存于世的數量頗多的楹聯作品可以看出這位藝壇巨匠一生交遊之廣以及對文化市場主導作用的順應。但吳昌碩始終仍能堅持藝術作品的精神屬性，不斷地尋求獨創性的突破，對于楹聯藝術書寫内容及用筆章法的創新與發展産生了極大的貢獻與影響。
文章來源：《收藏家》201912期《吳昌碩篆書楹聯刍議》
作者：沈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