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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心大劇院》:在曆史與現實交織的夢裡,你我都是戲中人無援的孤島被壓抑的情感與欲望渴望認同的戲中人用虛構挑釁曆史

作者:書影間記

早在2019年入圍第76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時,《蘭心大劇院》就曾掀起一陣不小的讨論。熱度一方面來自影迷對世界三大電影節的關注,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導演婁烨。

這位頗受電影節青睐的導演,從上一部《風中有朵雨做的雲》開始試水商業片,卻因其獨特的導演風格而頗受争議。

《蘭心大劇院》:在曆史與現實交織的夢裡,你我都是戲中人無援的孤島被壓抑的情感與欲望渴望認同的戲中人用虛構挑釁曆史

《風中有朵雨做的雲》海報

不得不承認,婁烨的作品确實存在一定的觀影門檻——挑戰觀衆生理的手持攝影、瑣碎快速的運鏡和交叉剪輯,以及永遠隐藏在表層文本下的主題表達。這些與“婁烨”二字相連的标志,依舊在《蘭心大劇院》中鮮明地存在着。

不少網友都有“淩亂的手持鏡頭意義何在”,“人物情感太空洞”,以及“文藝與商業不搭嘎”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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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心大劇院》海報

電影評論是件既客觀又主觀的事情,批評的聲音自有其道理。不過,在發出這些質疑之後,我們不妨再思考一下:

手持鏡頭隻是迎合導演的審美追求嗎?

為什麼人物情感總是那麼平淡空洞?

為什麼影片會有一半藝術、一半商業的“割裂式”架構?

當我們進一步追問時,會發現這些看上去很鮮明的問題背後,可能還有更深層的内涵。

手持鏡頭帶來的混亂與主觀視角,讓我們從生理、心理雙重層面體驗到一種緊迫感、危機感,同時也令我們與片中人物一樣,陷入那如夢如戲的混沌。

在人物空洞麻木的神情之下,存在着一種被壓抑的、無處釋放的欲望和情感。每個人都戴着面具,每秒每分,都在演戲。

最後爽度爆表的諜戰設計,更是一種自嘲式的戲谑,它用商業和娛樂精神,徹底消解了曆史的厚重感,把這段黑暗無光的曆史,變成了一場真正的戲劇,也把曆史中的人,都變成了戲中人。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1" data-track="38">無援的孤島</h1>

《蘭心大劇院》的故事發生在“孤島時期”的上海。

著名演員于瑾(鞏俐 飾)為出演舊情人譚呐(趙又廷 飾)導演的話劇《禮拜六小說》而回到上海,各方勢力紛紛猜測,于堇回來是為營救入獄的前夫倪則仁(張頌文 飾),卻不知于堇還有一個秘密身份——盟軍間諜。

在演話劇、救前夫的雙層僞裝之下,她還有一個最終任務:從日本情報官古谷三郎(小田切讓 飾)身上竊取日軍作戰情報。

《蘭心大劇院》:在曆史與現實交織的夢裡,你我都是戲中人無援的孤島被壓抑的情感與欲望渴望認同的戲中人用虛構挑釁曆史

古谷三郎和于堇(《蘭心》劇照)

1937年日軍占領上海後未準備好與歐美各國開戰,上海市中心仍作為租界存在,被日軍圍困成一座“孤島”,直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争爆發。故事就開始于珍珠港事件發生前一周——于堇落地上海的那個禮拜一。

從禮拜一到禮拜五,在我們面前緩緩展開的,是一個箭在弦上、暗流湧動的上海,一個擁有多副面孔的女人,和一場虛幻與現實交融相生的夢境。

那是一段風雨飄搖的、絕望的曆史縮影,黑白影像中的人來去匆匆,每個人臉上盡是精明與疲累。那時的人們,生死總在一線之間,每天都像走鋼絲般地活着。

租界裡的中國人,在此時更是“孤島中的孤島”,寄人籬下的屈辱和面對豺狼虎豹時的苟且,都讓影片從頭到尾貫穿着一種被掐住喉嚨的憋悶感。

《蘭心大劇院》:在曆史與現實交織的夢裡,你我都是戲中人無援的孤島被壓抑的情感與欲望渴望認同的戲中人用虛構挑釁曆史

對比鮮明的黑白影像中,是家國傾覆、人人惶恐的上海租界。一切都那麼不真實,好像一場噩夢,但殘酷的是,那不是夢,而是現實。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2" data-track="97">被壓抑的情感與欲望</h1>

在一片令人般無法喘息的陰雲之下,人們的情感和欲望也被壓抑,找不到釋放的出口。

影片中不乏紛亂的感情勾連:作為女主的于堇與倪則仁、與譚呐,甚至與白雲裳(黃湘麗 飾),都有或婚姻或暧昧的關系。然而,所有的情感聯結最終都讓步于時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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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則仁和于堇(《蘭心》劇照)

于堇前往監獄探望前夫倪則仁時,言語安撫間透露着擔憂,但當更重要的目标(擷取情報)擺在面前時,她果斷舍棄早已成為衆矢之的前夫,投身任務;一直期盼于堇回來的譚呐想與她進一步接觸,于堇漠然避開,留譚呐獨自在一旁黯然神傷;酒店裡,于堇對同為間諜的白雲裳的愛撫充滿憐惜,那不是欲望,而是作為“過來人”的同病相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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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堇和白雲裳(《蘭心》劇照)

欲望被禁锢,愛情不似愛情,個人的完整性不再重要。

當政治與生存成為最迫切的問題時,一切欲念都變得微不足道,夾雜在無休止的爾虞我詐之間,如短短的一瞬喘息。

然而,即使是在喘息的片刻,人們仍然戴着面具。

于堇信任譚呐,但對自己的間諜身份不透漏絲毫;白雲裳崇拜于堇,但不會是以放棄刺殺其前夫的任務;休伯特是索爾的同盟上司,卻始終向他隐瞞最終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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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呐和于堇(《蘭心》劇照)

每個人都有不能言說的秘密,他們永遠無法真正地将内心暴露在陽光之下,隻能一個人繼續演出,直到死亡。在這個充滿謊言的曆史泥潭中,大家都是泥濘濺身的戲中人。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3" data-track="100">渴望認同的戲中人</h1>

《蘭心大劇院》無疑是一部大女主電影,于堇是影片絕對的中心。她堅強、敏銳、沉穩,是個優秀的間諜,優秀的演員,但同時也是一個把自己藏得很深的人。無論台上還是台下,她一直都在扮演各種角色,屬于自我的時間少得可憐。

面具戴久了,就長在了血肉裡,占據了真實自我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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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敵情的于堇(《蘭心》劇照)

大部分時間裡,她滄桑冷漠的神情充滿迷茫與疲累。在各陣營間周旋的于堇,清晰地知道自己不屬于任何一個群體。

作為間諜,她隻是同盟國的一枚棋子;作為養女,養父對她的愛充滿利用;作為女人,她的身體成為獲得情報的工具,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完全接納她,她也無法完全接納他人,這樣的于堇,宛如一個迷失在上海的遊魂。

在愛情和欲望都被壓抑的年代,支撐起于堇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一種無法被抹去的身份認同——中國人。

在小說原著《上海之死》中有一段養父休伯特的内心獨白:

這根“稻草”直到影片最後才昭然若揭,也是在這時,我們才恍然大悟,于堇壓制所有情感來守護的東西是什麼。她選擇隐瞞日軍情報,把歐美拉入戰場,作為盟軍間諜的她,内心仍舊渴望着國家帶給她的情感聯系和價值意義。

然而她所守護的信念,在彼時的上海租界,卻是最不起眼的力量。

我們無法在影片中看到人物的内心獨白,我們隻能看到在政治立場占據主導的戰争時期,租界内中國人被抑制的政治表達,和他們無從抗争的迷茫。

天真的左翼青年導演譚呐在舞台上縱情抒發着自己的憤慨,卻在現實中與日軍發生沖突時默默忍受,用一句“習慣了”安慰于堇,而莫之因為求活命,則幹脆做了漢奸。

在絕大多數的篇幅中,我們看到歐美勢力與日軍的對峙,看到法西斯與反法西斯陣營的較量,卻隻有在最後于堇單挑日軍的時刻,才真正感受到有一種名為“中國”的、微弱而又堅韌的力量在苦苦鬥争。

《蘭心大劇院》:在曆史與現實交織的夢裡,你我都是戲中人無援的孤島被壓抑的情感與欲望渴望認同的戲中人用虛構挑釁曆史

于堇一人單挑日軍(《蘭心》劇照)

在各國明争暗鬥的上海租界,屬于中國的那股勢力弱小又無力,就像風雨飄搖中的一根孤草。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4" data-track="103">用虛構挑釁曆史</h1>

影片的“戲中戲”結構鮮明,整個故事都在電影時空和戲劇時空的交錯中逐漸推進。上一秒,化身秋蘭的于堇正與譚呐攜手狂奔,下一秒,鏡頭卻切到于瑾落地上海的場景。兩條叙事線就這樣互相交叉,構成了影片虛幻相生的情感體驗和基本的叙事架構。

《蘭心大劇院》:在曆史與現實交織的夢裡,你我都是戲中人無援的孤島被壓抑的情感與欲望渴望認同的戲中人用虛構挑釁曆史

于堇回到上海(《蘭心》劇照)

有意思的是,《禮拜六小說》(Saturday Fiction)指向的,不單單是将在禮拜六首演的舞台劇,它還指向影片的最終高潮——禮拜六的槍戰戲,以及影片本身(《蘭心大劇院》英文名:Saturday Fiction)。

“禮拜六小說”又稱“鴛鴦蝴蝶禮拜六派”,是一種辛亥革命後流行的城市通俗小說流派,得名于清之狹邪小說《花月痕》中的詩句"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又因鴛蝴派刊物中以《禮拜六》影響最大,故又稱"禮拜六派"。這一流派喜寫才子佳人的情愛故事,主張把文學當作遊戲和消遣的工具,風格世俗且媚俗。

《蘭心大劇院》:在曆史與現實交織的夢裡,你我都是戲中人無援的孤島被壓抑的情感與欲望渴望認同的戲中人用虛構挑釁曆史

“禮拜六小說”部分作品(豆瓣截圖)

《蘭心大劇院》的寫意鏡頭語言中,也充滿了世俗味道。

婁烨在“孤島時期”沉重的曆史背景下,插入了諜戰、槍戰等類型片元素,又在視覺上則借鑒了黑色電影(Film Noir)壓抑、對比強烈的黑白風格。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片名,還是對結構的關注,《蘭心大劇院》總令人想起《低俗小說》(Pulp Fiction)。這部玩轉叙事結構的獨特影片,代表了一種低俗藝術對高尚傳統的挑釁。

世俗娛樂與嚴肅曆史在影片中互相沖撞,借由高潮處鞏俐“一枝獨秀”的槍戰戲,将現實歸攏回戲劇,把曆史變成了傳奇,徹底消解了曆史的厚重感和嚴肅性。

回頭再看影片,禮拜六的槍戰戲碼,以及影片直白的英文譯名,都毫不掩飾地向觀衆傳達這樣的資訊:影片中是一個虛構的上海,發生的一切都是一場脫離現實的傳奇大戲。

而當我們開始對故事的真實性産生質疑時,便有了餘地去思考影片背後那濃重的遊戲色彩和戲谑意味。

我們都明白,曆史在某種程度上是虛構的、被建構的。它就像一部龐大的文學作品,我們通過少量的文字,幻想着留白之處,再通過想象,反觀自身。

人們常說“以史為鑒”,但可以作為“鏡子”的不止是曆史,小說、電影、音樂……那些蘊含着人類智慧與情感的事物,都能成為我們的“鏡子”。為何一千個人眼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因為他們看到的,是他們自己。

影片中的上海,不在那時那刻,而在今日今時,它是現代人精神世界的外化。創作時面臨的困難,職場上的艱辛,在各陣營間周旋,扮演着衆多角色的我們,不也和片中的角色一樣麻木而空洞嗎?

影片落幕,我們回到現實,又在日複一日中,将内心深埋,繼續着自己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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