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澤遜：四庫采進本之存貯及命運考略

四庫采進本包括各省督撫購進、私家進呈、内府藏本。其中内府藏本主要指武英殿藏本，少量内府藏本指天祿琳琅善本。這些用于修《四庫全書》的原本稱為四庫采進本。

四庫采進本最初彙集于翰林院，統一加蓋“翰林院印”滿漢文大方印，各省購進及私人呈本均在書衣钤木記，載明某年月某督撫送到某家藏某書若幹部若幹本，以便發還。

由于翰林院地方太小，是以標明各書送武英殿發鈔，這些用于鈔寫收入《四庫全書》的進呈本叫“四庫底本”。後來這批底本移回翰林院列架貯存，供士子查閱，是七份《四庫全書》的原本，合之則為八份《四庫全書》。

其餘無須鈔寫的書主要是存目之書、重本、禁毀書，起初當然留在翰林院。對于這批書後來的存放地點及下落一向有不同說法，本文主要談這個問題。

這批存目、重本及禁毀書又分督撫購進、武英殿藏本、私人呈本。對私人呈本乾隆帝早有指令，俟全書修完，發還本家。督撫購進及武英殿藏本則于乾隆四十二年決定交武英殿貯藏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683頁。下簡稱《檔案》) 。

決定發還的私家呈本僅發還三百九十種，其餘則與督撫購進本、武英殿舊藏本仍置一處。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劉墉等奉旨清查奏報：“至各省采進遺書并各家呈進書籍，自應分項清查，以稽全數。臣等行文翰林院詳晰開送數目去後，旋據翰林院查明付覆：收過各省采進及各家進呈各種書籍，共計一萬三千五百零一種。除送武英殿繕寫書籍三千九十八種，又重本二百七十二種，已經發還各家書三百九十種外，現在存庫書九千四百十六種。内應遵旨交武英殿者六千四百八十一種，應發還各家者二千九百十八種，軍機處及内庭三館移取者十七種。” (《檔案》1930頁) 據此可知當時采進本分布之情形，底本在武英殿，其餘主要在翰林院。6481種指督撫購進及武英殿舊藏本，2918種指私人進呈本，兩項共9399種，皆為《四庫全書》未收之書，當時仍存翰林院。

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永王容奏将《四庫全書》底本存貯翰林院，将“各省督撫購進諸書，謹遵旨令翰林院查點，交與武英殿另行藏貯。”奉旨：“依議。” (《檔案》1953頁)

估計在此後不久，存于翰林院的非四庫底本即移貯武英殿，而發武英殿鈔寫的《四庫全書》底本則移貯翰林院。

這樣推測除以上永王容奏章及乾隆準許外，還有一個旁證。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朱賽虹女士在北京圖書館發現一部《武英殿東庑凝道殿貯存書目》十九卷，著錄圖書9001種，朱女士認為：“其數量與内容正與翰林院欲交之書相符，充分證明‘應遵旨移交武英殿’一事已經實施。但是此目未注明抄錄年代，是以從翰林院移交武英殿的時間無法斷定。” (《武英殿修書處藏書考略——兼探四庫“存目”等書的存放地點》，載《文獻》2000年2期) 根據永王容上奏及乾隆帝準許時間 (均在十月二十六日) ，這批非四庫底本移貯武英殿當在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以後不久，這部書目亦當編成于移貯過程中或移貯後不久。

僅僅隔了九個月，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三十日永王容等又上奏稱：“其節次扣存本及重本，向存貯武英殿。此種書籍雖非正項底本，亦應饬令該提調全數移交翰林院，一體收貯，以歸劃一。”奉旨：“依議。” (檔案2055頁) 這裡所說的“節次扣存本及重本”，是否即存目等非四庫底本，并不明确，但從“雖非正項底本”一語推測，應即存目等書。如這一推測成立，那麼《武英殿東庑凝道殿貯存書目》當編于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五十二年七月三十日之間。

乾隆以後，存目、重本及禁毀書即與《四庫全書》底本同存于翰林院，直至清末散亡無存。其證據如下：

(一) 嘉慶二十年滿族人福申從翰林院借鈔《掌錄》等四庫采進本。《掌錄》二卷，嘉慶二十年福申鈔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有福申手跋雲：“辛未入詞館，聞有《四庫書》藍本，貯署之東西庫。其未入《四庫》而僅存目者，分藏講讀、編檢二廳。心豔羨之，恨不獲一見。乙亥受職後，辦理院事。适曹俪笙、秀楚翹二夫子有查書之命，遂得遍閱奇書，覺滿目琳琅，目不暇給。雖紛纭殘蠹，不及細觀，而無如愛不釋手，欲罷不能。僅借卷帙之少者，賃書傭分寫，如《詩故》、《禹貢圖注》、《春秋地考》、《地名辨異》、《左傳人名辨異》、《純正蒙求》、《姬侍類偶》、《同姓名錄》、《經籍異同》、《金鏊退食筆記》、《玉唾壺》皆是。間有友人祥雲章代書者，如《新加九經字樣》、《資暇集》、《禮記稽疑》三種。此書則餘之三伏中揮汗而錄者也。原本一卷，與《骊珠随錄》相類，毫無次序。餘析為二卷，暗以類從，為便翻閱耳。書竣，聊記數語，以見餘之不怠，非敢誇多識雲。嘉慶乙亥年立秋前一日志于茶半香初之室，長白福申。”下钤“福申之印”白文方印、“禹門”朱文方印。

按：《日下舊聞考》卷六十四《官署·翰林院》：“堂五楹，堂西偏為讀講廳 (澤遜按：福申跋作講讀廳) ，東為編檢廳。”據福申跋，嘉慶二十年他嘗奉命查書，當時《四庫全書》底本存翰林院後堂東西書庫，存目諸書則存翰林院講讀、編檢二廳。福申借鈔之書既有《四庫全書》底本，又有存目之書。

(二) 同治十年孫诒讓從翰林院借抄四庫存目書《黃文簡公介庵集》。孫诒讓《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五：“《黃文簡介庵集》世間流傳絕少，……同治辛未，餘以應試入都，假得翰林院所儲明刻小字本，驗其冊面印記，即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撫三寶所進汪啟淑家藏本也。既移錄其副，複精勘一過。”按：民國二十年永嘉黃氏排印《敬鄉樓叢書》第三輯所收《黃文簡公介庵集》十一卷，所據實即孫诒讓從翰林院借抄之本。這部進呈本後流入民間，轉歸劉承幹嘉業堂。《嘉業堂藏書志》所收董康為是本所撰提要雲：“書經進呈，發交翰林院清門必閣儲待領回。光緒初，錢桂林直清門必閣時攜出者。”董康認為是錢桂林從翰林院偷出來的，因為書上有“錢桂森辛白甫”等印章。後來劉承幹把明版書售歸中央圖書館，這部進呈本即其一，現藏台北中央圖書館。

(三) 同治初年周星譽曾在翰林院目睹四庫進呈書。周星诒《窳木廣黃日記鈔》卷中光緒十年十二月初四日記：“予兄叔田勻言：奏辦院事 (原注：俗稱清門必堂翰林) 日必至衙門辦事，聚集于敬善亭之左右室中，堆積書籍如山。明朝曆代實錄及修史日采進備用各事，洎各省進呈四庫館書原本奉旨發還而未領者，經百餘年抵換盜竊之餘，猶連屋充棟也。中有兩室，垣宇倒塌，書籍檔案遍地皆是，磚瓦所壓，幸北地幹燥，不緻黴爛。閱今二十餘年，不知何如矣。”據周星诒“閱今二十餘年”推之，其兄周星譽 (叔田勻) 目睹翰林院圖書慘狀，當在同治初元，上去嘉慶二十年福申查書已四十餘年。

(四) 光緒十年王懿榮從翰林院借抄四庫存目書戚繼光《止止堂集》。光緒十四年山東官書局據王氏抄本刊行，有光緒十五年三月王懿榮序雲：“光緒己卯、庚辰間，登州志局方纂藝文志，求戚武毅公此集不得。……後三四年，懿榮乃從翰林院署借得此集明刻五卷本，即乾隆間四庫館收錄之底本也。……于是募工對臨一通，悉如原刻，謹以官本還署。”

(五) 光緒間李文田從翰林院借抄四庫存目書《哈密事迹》，其書現藏台北中央圖書館，餘嘗寓目，末有李文田手跋雲：“在翰林院清秘堂據原本抄出。原本即乾隆中館臣據以序錄者也。光緒丁亥臘月除夕前三日五千卷室主人記。”丁亥為光緒十三年。

(六) 光緒間楊晨從翰林院攜出四庫存目書《葉海峰文》，系天一閣進呈抄本。光緒二十七年葉紹蘧刻《葉海峰文集》二卷，其前一卷即據楊晨攜出之本。葉紹蘧序稱“家小魯茂才秀藻從給谏楊先生晨得遺文一卷，為四明範氏天一閣原抄本，即《四庫存目》所列者。”楊晨亦為這個葉氏刻本作序，自雲：“曰鄉郎在史館讀中秘書，于院署瀛洲亭得《海峰先生文》一冊，蓋乾隆中纂修《四庫全書》，浙江巡撫所采進者，為四明範氏天一閣舊抄本。辛卯奉諱裡居，江洋葉小魯……錄副以歸。”《日下舊聞考》卷六十四：“瀛洲亭在翰林院内堂之右。”可見此書是光緒十七年楊晨傳回浙江黃岩老家時帶回去的。而其來源是翰林院瀛洲亭。

(七) 光緒十八年翰林院嘗編書目，内多存目之書。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六第六十一頁：“《翰林院書目》四冊，清陳侃編，抄本，分四部，但記書名冊數，不載撰人，不注明鈔本、刊本，分類亦淆亂。光緒十八年編。内多四庫存目之書。”

(八) 光緒中翁同龢嘗目睹翰林院藏書情況。上海圖書館藏翁萬戈舊藏兩淮進呈四庫館清鈔本《均藻》卷末翁同龢手跋雲：“四庫開時，四方獻書者，經采錄後，以原書發還其家。其發而未領者皆儲于翰林院。院有瀛洲亭五楹，列架比栉。餘于鹹豐己未院長命與清秘堂諸公同檢書時，插架尚十得六七。後于廠肆往往見散出之本，蓋管鑰不慎，為隸人所竊也。迨光緒中再至，則一空如洗，可勝歎哉。松禅記。”翁同龢謂“一空如洗”，其至翰林院當在光緒十八年之後，因十八年陳侃編目尚多載存目之書。所謂“一空如洗”大抵屬誇大之辭。

(九) 光緒二十九年桂芬在北京街市購得吳玉墀、範懋柱進呈本數種，謂從翰林院出。清華大學藏清康熙抄《周易闡理》四卷，系存目書，封面有乾隆三十八年吳玉墀進書木記，卷内有“翰林院印”滿漢文大官印。末有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桂芬跋，謂“光緒癸卯 (二十九年) 歲來京師，偶于街市以錢五百購得是書及《遺忠錄》、《禮賢錄》、《忠獻别錄》、《龍川别志》等書，皆完善無缺，都為範氏懋柱家藏本，浙江巡撫所進者也。蓋因庚子之歲，拳匪釀禍，聯軍入京，以緻神京陸沉，兩宮西狩，内府圖書，率多散失。是書儲翰林院中，翰林院為德人所據，所貯典籍盡投諸溷，而是書不知何時流落人間，甯非幸哉。”此事去1900年庚子事變僅三年，當可信從。依桂芬所述，庚子事變時仍有四庫采進本存翰林院，并非如翁同龢所雲“一空如洗”。

從以上九條資料看，乾隆以後，至1900年庚子事變，四庫采進本，包括《四庫全書》底本和存目、重本、禁毀書，一直存于翰林院，其間流失現象嚴重，但未見有移交武英殿的記載。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第282至283頁主張四庫存目書及重本等乾隆以來存武英殿，同治八年毀于武英殿大火。朱賽虹《武英殿修書處藏書考略》一文贊成黃愛平的觀點。根據以上的史實，四庫存目書毀于武英殿說顯然不能成立。

至于庚子事變中翰林院書籍被毀情形，當時英國使館的普特南·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中有一段記載，可供參考：1900年6月24日：“英使館是以不受直接之攻擊，成為疲睡之狀者，恃其地位之佳也。咋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貓，用其靈巧之手術，将火種抛入翰林院，隻一點鐘間，衆公使居住之英使館頓陷于危險之域。衆公使大驚。……予前已述過，英使館之東、南二面為别使館所掩護，不能直接受攻，除非外線之人失守而退，敵始能至耳。西邊因有上驷院之保護，亦不必十分設防，故敵人之能直接來攻者唯餘二處，一為窄狹之北方，一為西南角，其間有中國矮小房子接于使館之牆，彼中國人奇異之攻擊，隻能于此二處發展。初自西南角來攻，今則轉其鋒于北面，放火燒翰林院。翰林院者，乃中國十八省之牛津 (Oxford) 、劍橋 (Cambridge) 、海德堡 (Heiaelberg) 、巴黎 (Sorbonne) 也，中國讀書人最崇敬者厥維翰林。院中排積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鈔本，凡數千萬卷，所有著作為累代之傳贻，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無盡，皆堆置刻字之木闆。……在槍聲極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聖之地已煙焰上騰矣。……無價之文字亦多被焚，龍式之池及井中均書函狼藉，為人所抛棄。無論如何犧牲，此火必須撲滅。又有數十人從英使館而來，受有嚴令，逼其作事，此輩今亦舍其和平之董事會及軍需局而來此矣。人數既加，二千年之文字遂得救護。有綢面華麗之書，皆手訂者，又有善書人所書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館中研究中國文學者，見寶貴之書如此之多，皆在平時所決不能見者，心不能忍，皆欲揀選抱歸，自火光中覓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為水手所阻，奉有嚴令，不許劫掠書籍，蓋此等書籍有與黃金等價者。然有數人仍陰竊之。将來中國遺失之文字或在歐洲出現，亦一異事也。撲滅一處之火，又有一處發生，因中國放火人逃走之時藉樹及房屋之掩蔽，一面逃走，一面抛棄澆油之火具。”又6月25日夜：“英館之北，今已有人駐守，置有沙袋等防禦之物，阻隔敵人。此處毀壞荒涼之狀，俨如墳院。” (2000年1月上海書店出版社重排冷汰、陳诒先譯本第59、60、68頁)

經過庚子事變，翰林院中殘存之四庫采進本與《永樂大典》殘卷等珍貴圖書文獻才最後散亡無存。四庫采進本之傳世者，有少量發還之本，也有不少被官員竊出之本或者借出未還之本，燼餘之物亦當有之，終是一鱗半爪，回顧乾隆間文物之盛，不免今昔滄桑之感。

二零零一年元月三十日于槐影樓。

原載《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