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之初的前後的十年間，由于美英對日本侵華采取綏靖觀望政策，民國政府在“苦撐待變”戰略背景下，在多方尋求支援不果的情況下，中德兩國基于各自的利益需求，在經濟、軍事方面建立了緊密關系。因為這段“蜜月”關系，民國政府利用德國資金和軍火，抓住機遇，積極備戰，實作了戰略目的，為全面抗戰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01内憂外患，國際無助的時代背景</h1>
1927 年建立的民國政府根植于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工業基礎薄弱，農業經濟依然占國民經濟的主導。正如黃仁宇所言“國民政府是以政治現代化帶動經濟現代化”。建立現代化的國民經濟體系，尤其是建立以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為主導的工業體系迫在眉睫，但是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和先進裝置，對于成立之初的民國政府來說是極為困難的，唯有利用外國資金才能解決問題。
1927 年4 月田中義一出任日本政府首相兼外相，組成新内閣。積極推行對華強硬政策，主張以武力占領中國東北，抛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不久，日本軍部和關東軍發動蓄謀已久，占領東北的“九·一八”事變。
而此時，英法在一戰後實力削弱，忙于歐洲事務，無暇東顧，美國國内孤立主義思潮泛濫，也不願插手遠東事務，都對日本侵華采取漠視和縱容态度。蘇聯為謀求自保竭力避免對德日兩線作戰，希冀促成中日沖突以減輕自身壓力，在東方推行“禍水東引”政策。
國民政府積極展開尋求多方支援的外交活動，然而失敗接着失敗，屈辱接着屈辱。面對危亡境地，國民政府在德國一再示好的前提下，發展與德國的外交，并取得了可喜成果。為艱苦卓絕的持久抗戰赢得有限的寶貴支援，實作了“苦撐待變”的戰略。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9">02 各盡所需，合作雙赢</h1>
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與中國重建立交，雙方關系獲得初步發展，但是交往并沒有取得重大進展，而随着1933 年希特勒的上台，中德關系出現轉機。
李鴻章和卑斯麥
希特勒為了實作他稱霸世界的願望，積極擴軍備戰，但德國的戰備原料如鎢、銻、錫等資源嚴重不足，90%依賴國外進口。歐洲市場被英法霸占控制，德國難以擷取這些戰略物資；德國的工業和軍工産品需大量出口，再加上德國外彙緊缺，于是擁有豐富資源并且有廣闊市場的中國就成為德國對外合作的重點目标之一。
其實蔣介石早年就對德國的軍事教育懷有極大興趣，曾于1913年和1918年兩度準備赴德學習軍事。他曾在《軍聲》雜志上發表文章，盛贊德國的軍事教育與軍事訓練制度，其次，蔣介石認為德國受“凡爾賽和約”的束縛，“受帝國主義之壓迫”，“與我地位平等”，戰後對“中國向表好感”，中德有“反對帝國主義共同立場”，兩國有聯合的可能性。
1933年8月，兩國簽訂(中德貨物互換合同》，兩國經貿關系正式确定，第二年，德國又與國民政府秘密簽訂《中德礦産原料與德國工業品互換實施合同》(簡稱《中德易貨協定》)；中德經濟合作最大一項成果是1936 年4月簽訂的《中德貨物信用貸款合同》。合同規定，德國為中國提供1億馬克貸款，中國“可随時提用以繳付德國工業及其它産品所需之款項"。該合約的簽訂使德國輸華軍火值迅速增長。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0">03 進口軍火為抗戰貢獻巨大</h1>
1935 年德國輸華軍火值占其出口總值的8.1%，到1936年增至28. 8% ，到1937年高達總額的37%。據德國工業集團《1937年年鑒》提供的數字: 1936年德國對華出口軍備物資為2374.8萬馬克，1937 年為8278.8萬馬克，1937 年的實際數字比上年增長3. 48倍裡。自1934 年8 月中德互換貨物合同實施以來到1938 年8 月，中方向德國訂購軍火總值為3.89 億馬克。
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中日兩國在華北和上海地區進行了大規模戰鬥。尤其是在淞滬會戰中，中國政府用采取德式裝備部隊對日進行作戰，雙方投入兵力近百萬，戰事不斷擴大，對軍火的需求十分迫切。
1937年11月1日，中方向德方追加訂單如下：10.5厘米榴彈炮36門并炮彈3.6萬發；3.7厘米高射炮30門并炮彈19萬8千發；15厘米海防重炮4門并炮彈900發；炮彈引信2000個、引信火藥2000機關；8.8厘米海防炮射擊吊引機器4架、炮彈320發、炮彈引信火藥1350機關；6ME瞄準測量儀器2架；Henschel汽車100輛。此項訂單約合3700萬馬克，加上以往的訂單和孔祥熙在德國的訂貨合計5300萬馬克。
據陳仁霞《中德日三角關系研究》，“1938年3月中旬，最後一批價值3000多萬馬克德國軍火運往中國。” 在抗戰爆發後，德國對于中國的軍火緊急訂貨給予了充分支援，其由德國國防軍裝備中緊急抽運來華，這些軍品對支援中國的抗戰起到了重要作用。
據吳相湘在《第二次中日戰争史》中記載：至抗日戰争全面爆發時，“中國對日作戰的軍火，有80％來自德國。”對此，美國學者柯偉林在《德國與中華民國》一書中曾這麼表述，“到1937年7月，南京城防已經配備了德制88毫米高射炮和防空警報系統；在南京的街道上可以看到75毫米克虜伯大炮和亨舍爾及MAN型坦克；梅塞施密特和斯圖卡型戰機即将被進口以補充容克斯戰機。中國軍隊還訂購了12艘潛水艇和幾艘戰艦。經過整編的使用德制裝備的部隊達到30萬人，其中精銳部隊8萬人。”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2">04 中德貿易高速增長，經貿關系更加密切</h1>
除軍火外，德國對華出口貿易也在迅速擴大。1935 年德國對華出口貨物總值位居中國進口貿易第四位，1936年則超過英國位居第三位，僅次于美日。同時，1937年德國對鎢礦砂的需求量達到11372噸，比1933年增長2倍多，其中進口的72%來自中國。檔案記載，中國銻元素彼時生産量占世界産量的60%，中國湖南武陵山脈出産的鎢，輸送至克虜伯制成硬質裝甲闆和穿甲彈。中國這些稀有金屬為德國提供了“工業維生素”，進而做出了“軍事金剛石”。
到1937年中日戰争全面爆發時，德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比重達到12%，僅次于美國(24%)、日本(13%)， 居第3位。中國與德國經濟往來增長的速度，已超出了中國與其他西方大國之間的經濟聯系。這說明七七事變後，德國名義上宣布中立，實際上仍支援國民黨政府，不但繼續履行中德貿易協定，而且大大增加了給中國的軍備物質。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3">05 德國貸款推動了中國國防和重工業發展</h1>
重工業一直是中國近代工業中最薄弱的一環，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初，由于戰亂頻仍，财政收支年年出現巨額赤字，正當國民政府處心積慮籌措資金來發展工業時，《德華信用借款合同》給中國帶來了機遇。在德方提供的1億馬克貸款中，中方将其中90%以上用來購買軍火及軍工裝置，從1936年到1941年中德斷交，國民政府先後從德國購買了價值357萬多馬克的機器裝置，建立了一批比較先進的工礦企業。其中比較突出的是設在湖南湘潭的中央鋼鐵廠。
根據協定，德國幫助中國在湘潭建設一個年産10-15萬噸鋼錠的鋼鐵廠。該廠“由德國的克虜伯炮廠擔任設計，西門子的建築部負責土建工程,機器裝置全部由德國供應”。此後,德方先後派出數百人前來中國幫助建設，中方也選派了20多名技術人員到德國實習。這一時期，中國利用德國資金和裝置建設的企業還有中國汽車制造股份公司、中國航空器材制造廠、江西鎢鐵廠、中央電工器材廠、中央機器廠、電化冶煉廠、四川油礦探勘處等。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5">結語</h1>
縱觀中德1928 到1938 年的外交關系，經濟貿易是基礎，軍事顧問是連接配接紐帶，兩國各有所求。正如漢斯·摩根索在其巨著—《國家間政治》中所言：國際交往中，國家利益和國家力量決定了國家外交取舍的現實主義外交。南京國民政府為擷取軍火援助和軍事顧問，同時為擷取國際支援以備抗戰之需；德國為了擷取戰争原料、超額利潤以及盟友。這使得兩國十年間關系得以迅速發展。
随着日本的全面侵華，雙方關系破裂已成必然。1941年7月1日德國政府宣布承認汪僞政權後，國民政府于第二天發表聲明宣布斷絕與德國的外交關系。太平洋戰争爆發第二天，國民政府對德意日宣戰，中國政府宣布與德國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一同廢止”，中德關系完全破裂。
參考資料
1.柯偉林：《德國與中華民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2.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中德關系研究》，九州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