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1940年代在重慶。
請托，可算是一項有悠久曆史傳統的痼疾。辛亥革命，民國建立，提倡民權，反對封建，于是黨國體制下，政府官吏就職宣誓中也有了“予誓不引用私人，誓不妄費公帑……”的話。然而，學過民國史的人都知道，國民黨敗亡的主因之一就是政治的腐敗，其中最突出的表現便是官場上“裙帶”“請托”之風盛行，令人深惡痛絕。但是民國官場的請托風氣，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存在，以往似乎較多的是在影視作品中看到。在海峽兩岸的曆史檔案機構中，儲存着南京政府重要官員翁文灏與各方往來的大量函電，其中不少的内容涉及互相間的請托事宜，不妨讓我們翻一翻這些故紙堆，瞧一眼民國官場裡的請托“内幕”。
<h3>當大官的科學家</h3>
翁文灏（1889-1971），字詠霓，浙江甯波人，原本是一位著名的地質學家，是中國現代地質學及現代地理學的奠基者之一。著名科學家竺可桢評價他是“中國學者得世界榮譽之第一人”。蔡元培也稱贊他任所長的中國地質調查所：“自設立以來關于調查礦産方面固已成績昭然，即關于學術研究方面，尤能于中國地質多所發明，幾足與各國地質機關相颉颃。此非元培等之私言，實為中外專家所公認。”
“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空前加劇，翁文灏先是因上廬山給蔣介石授課而被賞識，于是抱着“即使中國暫時亡了，我們也要留下一點工作的成績”的決絕，接受蔣介石的邀請，棄學從了政，開始介入南京政府國防工業的建設。1938年，他在重慶宣誓就任國民政府經濟部部長，監誓人吳稚晖當場發言："國當重大之時，必需忠正之士，翁君學問道德為當代第一人才，向來專心研學，茲因國局艱難，出任經濟重責，必能禀其素修，早成宏效。”可見這位自稱“無齒之徒”的黨國元老，對翁文灏也是甚為推崇。翁文灏不僅是經濟部長，還兼任着主管國營企業的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和負責協助民營企業的工礦調整處處長，1944年又兼任負責對美合作的戰時生産局局長，不久又升任行政院副院長，1948年更出任“行憲内閣”首任院長。其所負責任之重，掌握權力之大，手中可調配資源之豐富，無疑是一位民國官場中最理想的“受請托人”。
雖然掌管國營工礦主管機構資源委員會十餘年，屬下國營央企百餘家，但是在翁文灏、錢昌照（資源委員會副主任）的主持下，資源委員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才吸收、培養、選拔、激勵制度，上司下條子直接幹預人事錄用的事情并非常态。如有人求職，統一由人事部門先為登記，有适當機會，再行考核錄用。
就任經濟部長之初，翁文灏專門發表了《緻經濟部同人書》，特别強調：“古人有言，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所謂官邪尤在濫用職權，營私漁利，監守自盜，明知故犯，于情于法，決不姑容。次之慎選賢良，實為當官要務，使事業有良善之人才，然後得堅實之基礎，切勿為人立事，耗費公帑，此義不但當自身謹持，永矢不谖，即對于他人所任之工作，亦不可濫用情面，推薦私人。凡百事業之成功，惟在得人，人之可用與否，全視其能否勝任，而不必問其有無私交。一念之失，往往即為終身之累，念茲在茲，庶其有豸。”對于“予誓不引用私人，誓不妄費公帑”的訓條，他也表白：“我真當他是良心指令，決不把他看作官樣文章。”在給女兒的信中，他也提及：“對許多函求做官的人，我勸他們努力于實在工作，比招集太多的人擁擠在衙門内又并不實在工作總較好也。”
翁文灏秉持書生從政理念，清廉自守的行事風格，是被當時社會輿論普遍認可的。1948年他出任行政院長之時，著名民主派人士、一向對國民黨批評不留情面的《觀察》雜志主編儲安平，在《評翁文灏内閣》一文中也承認：“翁文灏的廉潔是沒有問題的，他過去的作風亦比較樸實。”可是，輿論公認的黨國廉潔幹部，依然也躲不開請托的“魔咒”。
<h3>何人面前不求人</h3>
據筆者所見翁文灏往來函電中，來電來函請托的人物，上自蔣經國，下至鄉保長，從基層幹部，到黨國元老、将軍部長，各色人等，無所不備，而請托幹求的内容，從題詞題匾，到求職升官，更可謂五花八門，千姿百态。
1944年初，蔣經國組建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培養“青年建國幹部”并出任教育長。一年以後教育訓練結束，畢業生同樣面臨出路問題。于是蔣經國于1945年2月18日“拜上詠霓先生”，介紹該校“經于上年初呈準，先設研究部，招收國内外大學畢業生，加以嚴格之精神訓練，其中多屬财政經濟與理工交通管理之專才，且曾服務中央各部會所屬機關。現研究期滿，即将畢業，彼等仍志願參加實際建國工作，俾得用其學”。其中“有經濟部門學員廿人，願至貴部暨生産局或資源委員會服務。素仰先生獎掖青年，不遺餘力，諒必樂予嘉勉，以遂其志，可否準予按照程度，酌予核用，以圖報效”。
這也不是蔣經國頭一次相求，早在蔣經國在贛南擔任第四行政區督察專員時期，自稱晚輩的蔣經國即曾請“文灏部長”由“資委會撥贈國币貳拾萬元”，協助“人力、财力兩俱缺乏”的新贛南三年建設計劃。甚至有人在回憶錄中說，因為資源委員會在贛南設有專門經營鎢礦砂的機構，蔣經國每在贛南建設缺錢之時就寫信相求于“詠霓世伯大人”。此次翁文灏也不可能完全拒絕，他2月28日親筆函複“經國吾兄”，仍以“目前各機關正在遵奉院令方謀裁并……以緻安置新員反感不易”相推脫，但也留有餘地：“拟懇惠允先将成績較著者五員，開列姓名、履曆及受訓成績見示，以便酌為設法借重。”
在翁文灏的往來函中，甚至還有一件涉及中共著名秘密特工的請托。1941年4月23日，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的朱家骅，為時任三青團西安分團部書記的申振民自費出國之事寫信給翁文灏：“申振民同志北平師範大學畢業，曾參加黨務工作有年，現任青年團西京分團部書記。此次來渝出席青年團代表大會，人極精幹，深得總裁器識，疊蒙召見，勗勉有加。”現在申振民欲自費出國深造，但是按政府規定，請領出國護照必須由政府因公派遣。是以朱家骅想請翁文灏從經濟部給申振民一個公派出國的名額，“以全其志”。翁文灏4月28日回複朱家骅對此表示為難，理由是經濟部“及所屬機關派員赴美均曾豫（預）行聲明，出外公務簽奉委座核定。近時又奉規定，須先至黨政班受訓後方能起程，手續更增繁重。現時中美往返機位無多，非有公務者每多向隅。申君出國事是否即須實行？尚希轉商再為考慮為幸。”結果申振民出國深造的願望也就泡了湯。當然，無論是朱家骅還是翁文灏，完全想不到這位申振民實際是我黨潛伏在國民黨内的特工，後來被譽為中共隐蔽戰線鬥争史上的後“三傑”之一，曾以申健之名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古巴大使、駐印度大使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
翁文灏接到的請托函中，尤以求官求職為最多。特别是抗戰勝利後，淪陷區的接收工作成為許多人眼中發财的富差，身兼“全國性事業接收委員會”主委的翁文灏，自然會接到不少這類積極要為接收工作“做貢獻”的請托。
國民黨元老、西山會議派的代表人物鄒魯（海濱）就于1946年1月24日緻函翁文灏“：茲有友人張君漢良，留法十年，研讀化學，得有博士學位，回國後任教亦十年以上，在平亦嘗辦理化工廠數處，現任川大化學系主任，對于工業極感興趣，特為介紹于執事。近如平津、青島接收化學工廠，需人辦理，必能勝任愉快也。”然而，令他意外的是，翁文灏的回複竟然是資源委員會的标準流程：“承介張君漢良，甚表歡迎，已交資源委員會登記，需要時盡先洽用。”
多年跟随蔣委員長左右的侍衛長俞濟時，1948年5月10日給時任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的翁文灏寫了一封親筆函：“周君福麟，系第六綏靖區周司令官嵒之公子，初畢業于中央技藝專科，嗣考進中央大學化工系，已于去年年底畢業，志願在江浙等處工廠學習。此項人才，想亦為尊處及所屬工廠所需要，用為函介，尚請惠賜安置，俾得本其所學，效勞工作。”
周嵒司令官的公子大學畢業，想到資源委員會所屬的央企找個“本其所學”的崗位就業，直接由蔣委員長的侍衛長俞濟時中将，請托到國企主管部門資源委員會的委員長。然而，同樣是一個意外的回複，而且很有反諷的意味：“本會目前經辦東北各事業，因受戰事影響，後撤員工亟待安插，一時勢難延用。周君所請工作一節，茲先為存記，容有适當機會，再行延攬。”将軍的兒子找不到工作，要怪也得怪将軍們打了敗仗。
<h3>私事公辦與公事私辦</h3>
在這些請托案例中，由于材料所限，我們對許多請托事項後續發展的興趣往往得不到滿足。比如，翁文灏的“已交登記”“俟有機會盡先洽用”之類的回複，是純屬搪塞還是确有難言之隐？故事後續走向如何，是否真的會“盡先洽用”，如果洽用了但是請托人對安排不滿意，是否還會有第二波、第三波的請托？或者被搪塞後，請托人會有什麼應對，是知趣地走開，還是窮追不舍？幸好，史料中也有一例這樣的故事。
1946年2月12日，時任行政院秘書長的前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給翁文灏寫信說：昨天一位叫張忠的職員當面向他訴說，在西北工學院礦冶系冶金組畢業的兒子張鴻慶，此前經人“函介”向翁文灏處求職，但是一直沒有得到回複。張忠請蔣夢麟向翁文灏催問，“便乞裁示為幸”。翁文灏于3月15日回複蔣夢麟：“因本會後方各廠礦，自抗戰結束大部從事緊縮，而将編餘人員調派收複區工作，目前待調人員尚多。關于張君工作，除已由主管處登記、遇機盡先延用外，特函複，請察照。請轉知其父張忠先生為荷。”
我們目前看到的請托事件，絕大部分都在這個第一回合戛然而止了。張鴻慶能否真正實作就業，抑或空歡喜一場而加入失業隊伍，我們都無從知曉了。幸運的是，我們又看到了蔣秘書長4月11日的第二封信：“聞兄于昨日抵渝，以公事冗忙，未遑走谒為歉。前面懇為國府職員某君之子謀事一節。茲複得其來函，知其名為張忠，其子為鴻慶，特将其履曆附奉，務請兄為之設法。弟每次在國府與彼相遇，即被包圍苦求，真使我叫苦也。”
确實如蔣夢麟所言，身為行政院副院長的翁文灏4月即飛赴上海，出席在行政院上海辦事處舉行的有關經濟複員問題讨論會，剛剛傳回重慶，正為戰後經濟複員、疏暢食米來源、救濟物資配置設定、消彌工潮、經濟失業、複工增産，以及與蘇聯談判東北經濟合作等問題忙得焦頭爛額，作為行政院秘書長的蔣夢麟對此心知肚明。但是兩個月來面對國府職員張忠的包圍苦求，蔣夢麟也被糾纏得無可奈何，隻得再次懇請詠霓兄“為之設法”。或許出于對老朋友苦衷的同情，或許出于對為人父者張忠的憐憫，翁文灏當天立即回複：“關于國府職員張忠君之子欲求工作事，現正為切實設法，俟有确定，再為奉聞。”果然，不到十天，事情辦成。翁文灏4月20日告訴蔣夢麟：“關于國府職員張忠君之子請求工作一事，現已饬主管處函介本會電化冶煉廠工作，并已迳函張君本人前往接洽。”資源委員會電化冶煉廠，當時中國冶金界技術最先進的國企，對于礦冶系冶金專業畢業的張鴻慶而言，還有比這個更好的崗位嗎？
一句“切實設法”，既表現了翁文灏的行動力，也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其實許多請托之事在他而言不是不能，而是不為也。這又引出另外一個問題，身為國府特任級官員的行政院秘書長蔣夢麟，為什麼自己連一個大學畢業生的工作都搞不定，還要再向上級翁副院長請托？至少從這件事中，我們絲毫看不到蔣秘書長是因為對請托陋習的抵觸反感之類的情緒而故意不為，确實是他不能。雖然貴為行政院秘書長，但他手中所掌握及可利用的資源大概确實頗為有限。這也似乎解釋了我們心中的疑惑，為什麼衆多國府高官、将軍僅僅為了子女就業問題，就會直接找到翁文灏這樣的部級高官請托。
《翁文灏往來函電集1909-1949》，李學通編，團結出版社2020。
雷震緻翁文灏的請托信。
<h3>公事無法公辦</h3>
翁文灏的記錄中也并不都是“理想受請托人”的形象，同樣也不可避免地扮演着請托人的角色。
1948年5月5日，他起草了一份與北京大學校長胡适共同署名的請托函，呈送行政院長張群：
前有美國學者葛利普，自民國九年來華，任北京大學教授兼地質調查所古生物學主任技師，作育人才，研究學術，成績優良，聞于世界。病故後，曾由鈞院特令褒揚，頒給恤金。惟該故教授遺有德國籍女書記，在該教授生時侍應扶助，至為得力，目前窮苦無依，因由北京大學及地質調查所商洽，拟共同出資，贈給美金六百元，囑其乘船返國，自謀生活。拟懇鈞座核準，由校所用國币按挂牌匯率，向中央銀行結購美金六百元，以充此用。專函奉陳。如荷允準，至深幸甚。
葛利普教授的墓，至今仍在燕園西門不遠處。教授生前所用之德國籍女秘書Volange（吳蘭芝），在葛利普1946年去世後欲回籍終老，但并無養老終身俸，甚至回家的路費。于是翁文灏與胡适商議，雙方各出300美元，送其返德。當時正逢外彙管制最嚴時期，正常申請絕難獲批，而黑市價高得離譜。不得已，翁文灏隻得親自向行政院長請托，請院長張群核準，由北大和地質調查所照政府挂牌價向中央銀行購彙600美元，贈予教授的女秘書。
所見資料中，有兩件翁文灏為家中私事的請托函劄。一件是抗戰勝利之初的1946年2月7日，翁文灏寫信給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次子心翰，前在空軍，因贛北抗戰，至三穗墜機身亡，遺榇現在重慶南岸放牛坪。敝宅深盼能葬于南京附近空軍烈士公墓，敢懇貴會始終惠助，移送前往，加入公葬，以符死者之遺志。”周至柔及航委會如何安排烈士遺榇遷葬南京不得而知，但是我們看到翁文灏不得不于次年6月16日，再為此事緻函民生輪船公司老闆盧作孚：“亡兒心翰遺柩，前承惠允代為由渝運京，至感。茲介戴處長世英趨前接洽。”空軍烈士翁心翰的遺榇尚需由家屬私下請托，方得移至南京航空烈士墓内安息，亦可見官方對抗戰烈士撫恤工作之粗糙。
“請托”一詞在最初出現之時，其意專指官場特别是選拔官吏之時私下走門路、通關節的結黨私營行為，即有權者接受請托人私下幹求，利用手中公共權力與資源，為請托者謀取私人利益，即“私事公辦”。但是在與翁文灏相關的請托案例中我們也看到，這并非翁文灏往來函電中所展現的民國官場請托的全部内容，大量的請托雖是私人間的相求，但并非全為私人利益，相當多的内容是“公事私辦”。這表明正常的公共事務已無法通過正常管道實作，公事無法公辦，隻能依靠私人關系和情面的潤滑方可達成。這或許才是民國時期政治腐敗的真正可怕之處。
李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