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治兵三大特點 文/蔣廷黻

　　曾國藩是我國舊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他生在嘉慶十六年（1811），比洪秀全大兩歲。他是湖南湘鄉人，家世業農。他雖沒有下過苦力，他的教育是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出來的。他成翰林的時候，正是鴉片戰争将要開始的時候。他的日記雖提及鴉片戰争，但似乎不大注意，不了解那次戰争的曆史意義。他仍埋首于古籍中，是一個實踐主義的理學家。無論我們是看他的字，讀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為人辦事，我們自然地想起我們鄉下那個務正業的小農民。他和小農民一樣，一生一世不做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學問道德功業都隻有汗血才能換得來，正如小農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顆的稻麥都非出汗不可。

　　在鹹豐初年，曾國藩官做到侍郎，等于各部次長。他的知己固然承認他的文章道德是特出的，但是他的知己不多，而且少數知己也不知道他有大政治才能，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以在他的事業起始的時候，他的聲望并不高，他也沒有政治勢力做他的後盾。但是湖南地方上的士大夫階級承認他的領袖地位。他對洪秀全的态度就是當時一般士大夫的态度，不過比别人更加積極而已。那時的官兵不但不能打仗，連鄉下的土匪都不能對付，是以人民為自衛計，都辦團練。這種團練就是民間的武力，是務正業的農民借以抵抗不務正業的遊民土匪。這種武力，因為沒有官場化，又因為與農民有切身利害關系，儲存了鄉民固有的勇敢和誠實。曾國藩的事業就是利用這種鄉勇，而加以組織訓練，使它成為一支軍隊。這就是以後著名的湘軍。團練是當時全國皆有的，并不是曾國藩獨創的，但是為什麼唯獨湘軍能成大事呢？緣故就在于曾國藩所加的那點組織和訓練。

　　曾國藩治兵的第一個特點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遺教是中華民族的至寶。洪秀全既然要廢孔教，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敵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敵人。他的“讨賊檄文”罵洪秀全最激烈的一點就在此：

　　“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視，不思一為之所也？”

　　他是孔孟的忠實信徒，他所選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實同志，他是軍隊的主帥，同時也是兵士的導師。是以湘軍是支有主義的軍隊。其實精神教育是曾國藩終身事業的基礎，也是他在中國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義。他覺得政治的改革必須先有精神的改革。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門下者，皆比較正派，足見其感化力之大。

　　曾國藩不但利用中國的舊禮教作為軍隊的精神基礎，而且利用宗族觀念和鄉土觀念來加強軍隊的團結力。他選的官佐幾乎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鄉人。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是以兵士都是同族或同裡的人。這樣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濃厚。這是湘軍的第二特點。

　　曆史上的精神領袖很少同時也是事業領袖，因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業的具體條件。在西洋社會裡，這兩種領袖資格是完全分開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國則不然：中國社會幾千年來是政教不分，官師合一的。是以在中國，頭等領袖必須兼雙層資格。

　　曾國藩雖注重為人，并不忽略做事。這是他的特别的第三點。當時綠營之是以不能打仗，緣故雖多，其中之一是待遇太薄。曾氏在起始辦團練的時候，就決定每月陸勇發饷四兩二錢，水勇發三兩六錢，比綠營的饷額加一倍。湘軍在待遇上享有特殊權利。湘軍作戰區域是長江沿岸各省。在此區域内水上的優勢很能決定陸上的優勢，是以曾國藩自始就注重水師。關于軍器，曾氏雖常說打仗在人不在器，然而他對軍器的制造，尤其對于大炮的制造，是很費苦心的。他用盡心力去羅緻當時的技術人才。他對于兵士的操練也十分認真。他自己常去督察檢閱。他不寬縱他的軍官，也不要軍官寬縱他的部下。

　　曾國藩的事業如同他的學問，也是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出來的。他要救舊社會、舊文化，而那個舊社會、舊文化所産生的官僚反要和他搗亂。他要維持清政府，但清政府反而嫉妒他，排斥他。他在長沙練勇的時候，舊時的官兵恨他的新方法、新标準，幾乎把他打死了。他逃到衡州去避亂。他最初的一戰是個敗仗，他投水自盡，幸而被部下救起來。他練兵打仗，同時他自己去籌饷。以後他成了大事，并不是因為清政府和官僚自動地把政權交給他，是因為他們的失敗迫着他們求曾國藩出來任事，迫着他們給他一個做事的機會和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