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室在此，千真萬實。這和下邊的“豐周瓢飲”陂陀石一樣，都不容忽視。
冠山石室，三國時期，曹操的兒子、才高八鬥的陳王曹植一定來過，否則他寫不出《苦思行》那樣的詩，你看：
綠蘿緣玉樹，光曜粲相晖。
下有兩真人，舉翅翻高飛。
我心何踴躍，思欲攀雲追。
郁郁西嶽巅，石室青蔥與天連。
中有耆年一隐士，須發皆皓然。
策杖從吾遊，教我要忘言。
曹植，字子建。曹操、曹丕與曹植三人在中國文學史上合稱“三曹”，曹魏曾封其為陳王。曹植是三國時期著名文學家，作為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與集大成者，他在兩晉南北朝時期，被推尊到文章典範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賦》《白馬篇》《七哀詩》等。曹植散文也有卓越成就。南朝宋文學家謝靈運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鬥”的評價。文學批評家鐘嵘亦贊曹植“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并在《詩品》中把他列為品第最高的詩人。王士祯嘗論漢魏以來二千年間詩家堪稱“仙才”者，曹植、李白、蘇轼三人耳。
石室，不同于山洞。幾乎就是古代的密碼箱保險櫃。而冠山石室，在世界上應該也是獨一無二、絕無僅有的寶貝，是伴随中華五千年文明啟蒙發祥階段的重要見證，彌足珍貴。曹植有寫《七步詩》的敏才，當然，他作為陳王，也能敏銳地捕捉到石室的存在。而西嶽、石室、隐士，這幾乎就是冠山标配，從古自今，無一例外。
當然，元朝的大詩人虞集肯定也來過冠山，離開的時候，還寫了一首《七律·贈道士》留了下來：
神室誰開自洞微，紫煙為戶玉為扉。
春容淡薄胎仙舞，夜景虛明脈望飛。
繞指風雷龍睡醒，滿囊雲錦虎馱歸。
猶嫌長物煩聞見，更上高台一振衣。
面對石室，虞集幹脆稱之為“神室”，而且告訴我們石室的門都是玉石做的。虞集是元代享有盛名的文學家、史學家、教育家和南人名臣，是有元一朝之文宗，元中後期朝廷大典、制诏、冊文多出其手。在議政、教育以及論文、釋經等方面，也皆有獨到之處。在詩歌方面，其與楊載、範梈、揭傒斯稱為“元詩四大家”，并被時人推為四家之首。虞集與冠山還有不解之緣，他為呂思誠寫過《冠山書院記》，碑石原在冠山上書院。
但遺憾的是找不到了。不僅石碑不見了，而且你就是翻遍《虞集全集》，也找不到這篇對冠山來說至關重要的曆史文獻。非常奇怪，虞集寫了四十餘篇與全國各地書院有關的文章，唯獨丢了冠山書院這一篇，蹊跷至極。我懷疑孫裕的“冠山之秀，文峰之祖”一語，就出自虞集之文。呂思誠逝世後，虞集給撰寫了《元左丞呂思誠墓碑》文。
倒是冠山槐音書院至今還儲存着這樣一副楹聯，也許能讓我們的思緒更廣闊一些：東壁圖書儲漢魏，西園翰墨染梁棟。這“東壁”是指玄武七宿之一，《晉書·天文志》載：“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而“西園”是漢代“上林苑”的别稱，也是儲藏翰墨文章的場所。槐音書院這個坐北朝南的四合院，敢将自己的東廂房與“東壁”星輝映，将自己的西廂房以“上林苑”自居，整個一個文曲星籠罩，翰墨書香四溢，這樣的底蘊和氣魄，就是以培育棟梁之才為己任。這槐音書院的楹聯口氣之大，底氣何來？
面對冠山石室，我倒是忽然想起一個成語來：石室金匮，那是古代國家收藏重要文獻的地方。《史記·太史公自序》言：“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史記石室金匮之書。”司馬貞索隐：“石室、金匮，皆國家藏書之處。”言外之意，這不起眼的石室，在古代可是“國家藏書之處”，這可不得了！
同樣還是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又一次提到：“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圖籍散亂。”看來，這石室金匮，确實都是古代國家秘藏重要文書的地方，把石室看成是古代國家檔案館、國家圖書館一點也不為過。
況且司馬遷本就是晉國人，其祖上也一直在中山國一帶活動。司馬遷說：“自司馬氏去周适晉”，可見其宗族遠祖最早就在從周朝來到晉國任職的。到司馬遷父親的時候，“太史公學天官于唐都”。唐都晉陽城，一直在今天的娘子關，就是唐叔虞初封之唐，說明仍然是在娘子關晉陽城學習。晉國這片古老的沃土，一直滋養着司馬家族，直到司馬遷時代。
司馬遷說：“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父親在晉國唐都晉陽城學天官，兒子司馬遷出生在龍門“河山之陽”，這應該是中國最早最正宗的龍門之所在。無論是隋朝才有的河南洛陽龍門，還是五代漢才有的山西河津龍門，都不可與司馬遷出生地龍門同日而語。即使現在把司馬遷的祖籍劃歸到了陝西韓城，而且那裡還有規模宏大的司馬遷祠，都不能改變司馬遷祖籍是晉國晉陽城附近龍門“河山之陽”的事實。
司馬遷父親一輩子著史，最大的遺憾就是“留滞周南”而沒有見證漢朝在京都長安的立國盛典。臨終之際，還諄諄教誨司馬遷：“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于予乎？汝複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太史公死後三年，28歲的司馬遷終于成了太史令，繼續其父親未完成的事業。即使後來遭受宮刑，也沒有改變他完成被後人贊之為“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的《史記》巨著。完成《史記》之後，司馬遷這樣評價和處理自己的作品：“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他把副本留在了京師長安，而把正本藏在了“藏之名山”。能藏在哪裡呢？不得而知。倒是他的老家龍門附近有“藏之名山”。冠山上有石室，那可是古代最正宗的“國家藏書之處”，藏在那裡，是再合适不過了。
司馬遷生前，一直防着《史記》被漢武帝焚毀。《報任安書》裡說：“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司馬遷因言獲罪，遭受宮刑，羞辱至極，連死的心都有，但是，這《史記》還沒有寫完，不能半途而廢。是以“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司馬遷是忍辱著史，才完成了這部巨著。
《史記》寫完之後，要“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的。司馬遷充分考慮到《史記》的内容有批判性，很有可能被漢武帝焚毀，就采取了一些保護措施。比如說，将《史記》藏到名山之中，你想燒也找不到，就可以流傳後世；或者讓自己的後人，在一些大都邑裡傳播，讓《史記》流入民間，這樣一來，想禁也不可能禁徹底。《漢書》說，“遷既死後，其書稍出”，足見《史記》是在司馬遷身後，才稍微流傳于世。《史記》得以廣泛流傳，與楊恽入仕後的不懈努力是分不開的。
楊恽，是西漢時期大臣，丞相楊敞之子，也是司馬遷的外孫。據《漢書·楊敞傳》載:“敞子忠，忠弟恽。恽母，司馬遷女也。恽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司馬遷死後，家人把一部《史記》藏匿在他女兒司馬英家中。司馬遷有兩個外孫，大的名叫楊忠，小的名叫楊恽。
楊恽自幼聰穎好學，他的母親也就是司馬遷的女兒把自己珍藏着的這部《史記》拿出來給他讀。楊恽讀此書，便被書中的内容吸引住了，愛不釋手，而且每讀一遍總是熱淚盈眶，扼腕歎息。在漢宣帝的時候，楊恽被封為平通侯。他看到當時朝政清明，想到他外祖父這部塵封了二十年的巨著，應該公之于世，重見天日。于是上書漢宣帝，把《史記》獻了出來，公開發行。從此，天下人才得以共讀這部偉大的曆史巨著。
二十年的塵封，也許真的就是在冠山石室裡儲存着。自古以來，冠山乃“藏之名山”啊！
《穆天子傳》載：“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注釋說，這策府就是“古帝王藏策之府”，也就是司馬遷所說的“藏之名山”是也。司馬遷祖祖輩輩為太史，他當然知道藏之名山、藏之密室的奧秘所在，非如此，不足以太史令名之。司馬遷讓從小在冠山腳下長大的女兒司馬英把自己的《史記》正本藏在了冠山石室，我感覺真有這個可能！你以為呢？
冠山隐士一句“教我要忘言”，事實上陳王曹植并沒有當回事，不知道他後來寫《七步詩》的時候，是否還記得這處世之道。反正恃才傲物的楊恽，是真沒有“忘言”。楊恽最終因言獲罪，被腰斬之後，朝廷将楊恽的母親，也就是司馬遷的女兒司馬英又遣傳回龍門腳下。至此，這個偉大的司馬氏太史家族消失在了迷茫歲月長河之中，再無聲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