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王诤
2021年4月18日，許淵沖百歲生日當天上午，昔年學生王強撥通了同老師的視訊，“許老戴着一頂‘生日’桂冠，氣色紅潤，聲音洪亮。我們大概通話了十分鐘。他同我講，正在寫一部《百年夢》（暫定名）的自傳。我同他說，正在翻譯一本蘇格蘭作家的小說，出版了一定拿給他，像當年‘批作業’一樣指正。”王強告訴澎湃新聞記者。
真格基金聯合創始人王強，1980年至1984年曾就讀于北京大學西語系，與新東方（教育機構）創始人俞敏洪是同班同學，王強是班長。許淵沖曾為他們這屆大學生講授翻譯課，在過往的一次采訪中，耿介的許淵沖曾經直言，“俞敏洪還不是最出色的了，王強比他強。”許淵沖身邊的親屬沈迪也曾回憶說，“爺爺（許淵沖）說過，翻譯方面，王強是唯一會超過我的。”
6月17日，許淵沖過世後，身在香港的王強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獨家連線專訪。“我能有這樣的老師是多麼榮幸。都知道先生歲數很高了，但他身體總的來說一直都挺不錯的。知道這個消息還是覺得很突然，我到現在還沒緩過神來。”王強說。以下内容以受訪者口述形式呈現。
許淵沖同王強合影，為王強新作題簽。攝于2018年6月18日，許先生家中。受訪者供圖
像當年一樣“批作業”
像當年一樣“批作業”，說的是1980年代我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時光。1983年，許先生調到北大，為研究所學生開設了“唐宋詩詞英譯”這門課，同時也為我們那屆大學生開設了翻譯課。那一屆西語系大學生總共才50多人，分成三個小班，平常是分開上課的。許先生的翻譯課是必修課，也是三個小班合在一起上的公共大課，被安排在大四上學期，我們可能是他在北大教過的唯一一屆大學生。
許先生的翻譯課，英譯漢、漢譯英各占一半的課程。我記得他第一講就是一篇聯合國著名文獻的翻譯。每周上一次課，課後布置一篇作業。每周五下午，班長把作業收集起來送到許先生家中，當時他的家在蔚秀園，離現在的住處不遠。許先生沒有研究所學生助理，都是自己拿紅筆批注。他非常認真，譯得好的地方會打勾，譯得不好的地方會打叉，寫上批注指出問題。當時大家都沒有文獻意識，現在想來，要是能把他批注的作業本留下來就好了。
八十年代，那真是一段幸福的時光。我們經常會去各個老先生家串門，有時候确實有事求教，有時候純粹沒事想去跟先生們閑聊。不一定是要聽他們講解專業問題，他們說什麼我們都聽得津津有味，到了飯點，還能賴在先生家蹭一頓飯。我在許先生家也蹭過飯，師母照君老師下廚。許先生在家一般都穿着件睡袍，他曾在法國生活過，很喜歡喝牛奶、吃蛋糕。而且說英文時，經常會夾雜一些法語詞彙的發音，比如 translate（翻譯），他一般都讀作“Traduction”，concise（簡明）讀作“Concision”。聽他說英文是蠻enjoy的。
攝于2018年6月18日，許先生家中，電腦上是王爾德的著作。受訪者供圖
“不到俄島，我不倒”
許先生講課非常生動。他在課堂上經常會問我們，“你們怎麼翻啊？”大家七嘴八舌說上一通，其實都在等着先生揭謎底。一次課上，有位女同學在用英文發言時，把Caesar的名字直接讀作中文“恺撒”，而不是[ˈsi:zə]，惹得全班哄堂大笑。許先生沒有笑，他對我們說，那位女同學的發音也是對的，“因為恺撒的拉丁文發音就是‘恺撒’。”後來我們回想起來，這既見得許老的博學，也見得他善解人意。
還有一次談到中外詩歌比較，許先生介紹說中國有回文詩，西方也有。拿破侖被流放到Elba島時說的一句話，“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這句話從左往右讀，從右往左讀都說得通。怎麼翻譯？大家有說“不到黃河心不死”，也有人說“不見棺材不掉淚”。他聽罷微微一笑，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不到俄島，我不倒”，許先生翻譯出了拿破侖作為常勝将軍的氣勢，也帶出了英雄末路的無奈。而且譯文中“島”和“倒”同韻，“到”和“倒”，“我”和“俄”音似、形似，加上“不”字重複，可以說是用“音美”來譯“形美”了。他主張翻譯要講“意、形、音”三美，三美理論，其實是把自己的理論融彙在授課之中了。
在《購書記》中，我曾記述了自己在美國購得漢學家傅漢思（Hans Hermann Frankel）教授的《梅花與宮闱佳麗》（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一書的經過。我到美國後買的第一本書就是《梅花與宮闱佳麗》。傅漢思的太太是蘇州九如巷張氏四姐妹之一的才女張充和，張充和也是一位書畫家，在書的扉頁用毛筆為夫君題名《中國詩選譯随談》。
這本書為什麼讓我難忘呢？傅漢思曾來北大訪學，有一天他就坐在我們班最後一排，旁聽許先生的翻譯課，兩位老先生課上還為這本書有過一場讨論。許先生說《梅花與宮闱佳麗》一書對中國詩詞的評點非常言簡意赅，to the point（切中要害）。比如講到“grass（草）”為什麼總關涉到中國人的離思之情？比如“willow(柳)”的意象怎麼會成為中國古典詩歌送别時的象征？但許先生認為書名翻譯得不夠美。
“幸虧我還有另一個世界，一個翻譯的世界”
1996年，我從美國回到北京，參與創辦新東方。那時去看許先生，他在家用一台很破舊的電腦打字，而且也沒有列印機。我就在中關村給他買了新電腦和列印機。先生很早就開始用打字機，到了用電腦鍵盤敲字，也是習慣用兩個指頭摁鍵。我認為1980年代中期以後，許先生才迎來自己學術的豐收期。記得那些年去看他，每次都能獲贈他新出的書籍，比如說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他翻譯的莫泊桑的《水上》，還有他在美國出的英文自傳。每次贈書給我，他都會在書的扉頁上簽名。
2018年，師母照君過世。第二天下午，我便約着北大的同學一道去看老師。大概兩點左右到了許先生家，我們其實很緊張，老師歲數很大了，遇到這樣的事情，真是不知道怎麼安慰他。沒想到一進門，就看到他坐在沙發上面對電腦在敲字。沒等我們安慰他，他就指着電腦螢幕說自己正在翻譯《奧斯卡·王爾德全集》， “幸虧我還有另一個世界，一個翻譯的世界。否則面對這樣（喪偶）的現實，我真的不知道怎麼survival下去。”
我看到他用的是一個簡裝本，紙業泛黃，而且字型很小，有時候需要用放大鏡去看，就拿着簡裝本去北大附近的影印店，把字型放大，整本影印下來，再送還老師。臨走時，我沒忍住問他，“您生活上需不需要幫助？需要錢嗎？”許先生給我的回答，終身難忘。他說，“王強，我已經這個歲數了，吃不了什麼東西，住也沒什麼要求，工資和版稅（收入）足夠我過得不錯。如果你想為我做一件事呢，将來有一天，請以我的名義，把我所有的譯作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我當時就說，老師請放心，一定一定，我一定按照您的心願完成這件事。
“他心目中的美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
許先生私下是很诙諧幽默的。大概是2004年左右，他在西南聯大時的同學楊振甯先生和翁帆女士新婚不久，許先生做東請大家小聚。那次飯局大概有十個人，就在北大附近公園内的一家餐廳。我記得席間，許先生招手把我叫到身旁，将蘇轼那首《一樹梨花壓海棠》譯成了英法文，大概是兩頁紙交給我，讓我伏在楊先生耳畔讀一下，他（楊振甯）也是耳背。結果讀完以後，楊先生有點害羞，低着頭笑了，許先生則在一旁哈哈大笑。
說到翻譯，其實許先生不是單純在字面上念茲在茲，也不是“三美”理論就可以概括他的翻譯思想。特别是他後期的一些想法，在他的《文學與翻譯》、《翻譯的藝術》等著述裡還有很多很深的思考，不單單是字面翻譯上的兌換，而是跨越詞章，在各自文化傳統間的追問。畢竟他有過西南聯大求學以及留法的經曆，幼年也接受過私塾教育，還有家學。
許先生思慮單純。是的，他有時候非常情緒化，但我以為，不管是他同人就翻譯産生争論，吵得面紅耳赤，還是他回憶初戀，能夠潸然淚下，這些情緒背後一以貫之的，是他的純粹和專注。他信仰美，專注美，他心目中的美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他就是一個唯美主義者，不管是對待翻譯，還是看待女性，到了那個情緒點，他的劇烈不是憤怒，不是濫情，而是對美的要求讓他不由自主，要去據理力争。除此之外，他的生活非常簡單。這四十年來，中國的變化翻天覆地，誰能對優渥的物質生活沒有向往？誰能拒絕生活中的種種欲望？但你去看看他的家，這些年來就沒怎麼變過，地闆還是水泥地闆，沙發還是那個沙發，床鋪還是那個床鋪，他每天的工作習慣還是那麼地規律。每次去他家，他從來不談國際時事，不談家長裡短，幾十年如一日，談的都是翻譯。
有情未必不長壽。如果他全部的欲望，都是圍繞着美，追求着各個層面的美，那麼這些欲望是否還能稱之為欲望？當他高聲時，并不是在defend自己的面子，而是在捍衛心目中關于美的創造。不管他說什麼，你其實都明白，他自己關起門來還是當着你的面，都會這麼說，因為他就是那麼想的，表裡如一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
一個人的情感如果專注到了極緻，人就變得非常簡單，繼而把萬事萬物歸一。數十年來，他專注的術業就是這麼一點，就是翻譯。看似多麼狹小，但當他全部的欲望，全部的愛都放在這一點上，這個“點”稍微動一動，我們就能從他身上看到無限。恰恰是這種簡單、純粹和單一，使得他看似那麼容易激動，其實内心就像一片平靜的大海，甚至沒有一絲漣漪。借用一句佛家的術語，我想許先生是把日常生活過成了一種修煉，他早已達到了“戒定慧”的境界。想到許先生，我有時也會想到康德，康德一輩子連家鄉都沒有出去過，每天在鎮子裡散步、仰望星空，規律地可以讓鎮子裡的居民把他的出行用來為自家鐘表對時。
責任編輯：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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