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中，作者和大家聊了一系列關于我國第一次嚴打的故事，例如嚴打的時間、嚴打的規模、嚴打的階段等等。今天，我們聊聊第一次嚴打過程中，我國同時推行的身份證制度。衆所周知，身份證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人的必備物品之一。但是在1983年，我國各地還沒有推行身份證。1984年，我國為何開始推行身份證呢？今天，我們就聊聊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聊聊我國古代人出行的必備之物，那就是路引。在我國古代社會，以農耕為主，人們出行最遠的距離也就是縣城或者府城。基本上很少出省，隻有商人、科舉文人等等，才會有出遠門的需要。是以，古代的人口流動非常小，因為沒有出遠門的需求，與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請注意，古人出門很有講究，不能随便離開自己所在的州縣。
如果需要出遠門，必須由當地衙門開具的路引，否則會被視為“流寇”抓起來。輕則，被打一頓、補辦路引。重則，直接發配充軍。那麼，路引是一個什麼玩意呢？路引類似于現在的身份證加介紹信，路引的描述非常詳細，例如一個人的姓名、年齡、大體長相、籍貫、準備去哪等等。其他地區的治安機構，查閱了路引之後，才會放行。
是以，在我國古代曆史上，并沒有身份證或者類似的物品，因為當時的時代環境不需要。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後，在五六十年代，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加上人口流動比較少，身份證一直沒有出現。從50年代到70年代，人們出行基本上依靠2個東西，分别是工作證或者介紹信。有的時候，需要二者兼備。因為在那個年代，判斷一個人的好壞，很大程度上就看他的工作證。
某種程度上，工作證具備了身份證的一部分作用。至于各地的農民如果出現出遠門，由于沒有工作證，基本上依靠介紹信。一般來說，介紹信上寫的非常清楚，類似于明清兩朝的路引，而且有鄉、村兩級機構蓋章。從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基本上都是這樣的模式。但從70年代末期，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依靠工作證和介紹信，已經無法滿足需要了。
首先，1978年開始，随着改革開放的開始，我國經濟開始持續發展。與此同時，我國各地的人口流動開始逐漸加快、加大。各地的青壯年，開始外出務工。尤其是進入80年代以後，這樣的人口流動非常明顯。依靠工作證和介紹信，已經“忙不過來”了。與此同時，70年代末期開始，我國的社會治安，開始面臨各方面的挑戰。
我國各地的待業青年總數超過了2000萬。大部分待業青年，都能夠安心的等待配置設定工作。或者幹脆自己到東南沿海地區“闖天下，”經商緻富。不過，一小部分人整天惹是生非，逐漸形成了各種類型的幫派，公安機關的立案數量出現了逐年增長的情況。與此同時，各種西方的書籍和影視劇，開始陸陸續續進入國内。
其中，相當一部分内容，含有色情或者兇殺等不健康情節。很多年輕人開始照樣學樣，模仿影視劇中的情節，進行犯罪活動。立案數量最能說明問題，1979年，我國公安機關的立案數量為50多萬件。1980年，已經達到了70萬件以上。1981年，更是達到了89萬多件。1982年，雖然立案總數降低到了75萬多件，但大案要案的數量仍在增加。
進入1983年春夏，我國的遼甯、上海等幾個省市，陸續發生了各種重大案件。以至于在某些城市，女孩們不敢穿裙子上街，上夜班需要結伴而行。由于各種類型的案件頻發，直接影響了各地群衆的生活秩序、各地企業和工廠的生産秩序，也對于外來投資造成了不良的影響。
為了保證正常的生活秩序、保障各地群衆能夠安居樂業、維護經濟持續發展的大好局面。1983年7月，我國出台了《嚴厲打擊各種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也被稱為1983年嚴打。在嚴打過程中，出現了各種“流竄犯”“盲流。”由于沒有身份資訊，如果管理各地流動人口，從中區分流竄各地的犯罪分子，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是以，1984年4月，也就是嚴打的過程中，我國出台了《居民身份證試行條例》。身份證出現以後，首先在上海、天津等9個大城市進行試點工作。身份證采用了單頁卡式，15位編碼的模式。這就是後來的第一代身份證，雖然第一代身份證的設計比較簡單，逐漸出現了僞造的問題。但是，第一代身份證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八九十年代流動人口的資訊問題。
從當時的治安管理和實際意義來說，作用非常大。是以從1984年身份證逐漸出現以後，那些沒有身份資訊的人，開始“寸步難行。”尤其是那些流竄各地的犯罪分子，開始面臨各方面的問題，公安機關對其進行抓捕，提供了各方面的有利條件。1983年，在著名的二王案件中，二王兄弟之一的王宗玮，其工作證掉在了案發現場。
随後，沈陽公安機關迅速以工作證為突破口，鎖定了二王兄弟。但由于當時各方面條件的限制，二王兄弟幾次逃出了包圍圈。最終，1983年9月，在3萬多解放軍官兵、武警官兵、當地公安幹警和周邊鄉鎮青壯年的共同努力下，流竄了幾個月之久的二王兄弟。最終，被圍殲在江西省廣昌縣。
我們繼續聊身份證，第一代身份證出現于1984年，也就是第一次嚴打期間。随後，開始逐漸普及和完善。但由于第一代身份證過于簡單，沒有晶片等原因。到了90年代，一些犯罪分子開始僞造身份證，進而躲避公安機關的追捕。在八九十年代，我國拍攝了例如《121大案》《黑白大搏鬥》《刑偵一号案》等等。在這些影視劇中，均出現了犯罪分子使用僞造身份證的情況。
鑒于第二代身份證各方面的問題，2004年開始，第二代身份證出現，也就是目前正在使用中的身份證。無論是第一代身份證，還是第二代身份證，都大大完善了治安管理的需要，有利于公安機關進一步維護治安。與此同時，讓那些犯罪分子們“無處遁形。”
社會治安穩定是經濟發展、群衆生活的基礎，為了維護社會治安的穩定，各地公安機關和廣大公安幹警們，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關于七八十年代的一系列故事，還有很多，作者在以後的文章中，和大家慢慢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