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1913－2001）
文|王京州，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周一良為名的一生，不能無累，但一路走來，卻也格外的潇灑。他不肯安坐書齋，一度走上政治的刀鋒，全身而退之後，又以“畢竟是書生”自遣。許多人未許他未經忏悔的輕松自贖，卻也不得不承認他固有的書生意氣和學者本色。我想追問的是，學者周一良得享盛名，除了學術上的造詣之外，還有哪些因素是他成名道路上的助推劑呢？
一、家世：名父之子不容易當？
周一良與鄧懿夫婦育有三子一女，長子周啟乾二十世紀60年代初從南開曆史系畢業，旋即考入北大日本史專業，成為其父的研究所學生。雖然遇上“文革”，未能得到系統的訓練，“沒有寫畢業論文就配置設定工作了”，但日本史的研究從此成為他的終身事業，後來還榮任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可謂克繼家聲。但周一良仍然感歎說“名父之子不容易當”。周一良自命為“名父”之時，不知是否也反躬自省，其實他自己何嘗不是“名父之子”，他“當”得是否“容易”呢？
周一良與妻子鄧懿在美國普利茅斯合影
無論是《畢竟是書生》，還是《鑽石婚雜憶》，均是以“家世”開篇。周一良确實有值得誇耀的顯赫家世，他的曾祖父周馥由李鴻章的幕府起家，後來署兩江總督，又調任兩廣總督，堪稱清末重臣。他的祖父周學海雖然仕宦不顯，且壯歲即亡，然而其墓志卻出自散原老人陳三立的手筆。至于他的父親周叔弢，則既是實業家，又是藏書家。清末民初的北方藏書界，周叔弢的自莊嚴堪與傅增湘的藏園、李盛铎的木犀軒互相輝映。當經過十年私塾教育，十八歲的周一良有志到北平深造，接受新式學校的教育之時，父親周叔弢的廣泛交遊，對他是多麼大的幫助啊！
從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科到輔仁大學曆史系，再到燕京大學曆史系，周一良的求學之路順風順水，不斷“奉手”名師，得到了嚴正的教育和熱切的提攜，這與他的家世不無關系。據周一良回憶，私塾業師唐蘭在他離津前，寫了兩封介紹信，一封給燕大國文系的容庚，一封給燕大圖書館的侯堮。周叔弢未必像唐蘭那樣直接寫信，“名父之子”的身份對周一良來說，已足夠在北平的學界如魚得水。在清華谒見陳寅恪時，涉世未深的年輕學子并不十分惶恐，“由于我父親和他大哥衡恪先生和七弟詩人方恪先生都是至交”，周一良在陳寅恪面前，可以世家子弟自處，多了一份坦然。
周叔弢前後三任妻子，共育有七子三女共十人，他十分看重子女的教育，對長子周一良更是期望甚殷。當周一良離津赴京求學時，他不可能不傾力而為。據周一良回憶，周叔弢曾通過周一良之手，頻頻向京城史學界的名流贈送善本，而這些名流往往舉手間就能改變年輕學子的命運：
他聽說燕京大學我的老師洪煨蓮先生校勘并研究《史通》，就讓我把他所藏校宋本乾隆間黃氏刊《史通訓诂補》送給洪先生。……父親知道胡适之先生埋頭于《水經注》趙戴公案，命我把所藏《水經》寫本送給胡先生，希望他對寫本做出鑒定，并舉以相贈。
周一良回憶起這兩件事，以為是父親的“助人為樂”之舉，并與1949年後周叔弢化私為公，将所藏全部善本捐獻國家聯系起來，是使用了障眼法的。明眼人不難看出其父的贈書，應是助力于他的前途。而洪業和胡适，不僅欣然接受了周的美意，也對禮物外的用意心領神會。1938年，洪業推薦周一良領受燕京學社獎學金赴美留學，為即将輾轉流離體會戰争之苦的學子，換回了八年海外留學的流金歲月；1946年回國以後，周一良時時向正任北大校長的胡适請益，曾任駐美大使的胡适可能有機會訪日或任使節，“同意我想步楊守敬後塵的請求，跟随他出訪日本”，雖因故未曾實作，卻足見胡适對周一良的提攜之意。
名門貴胄，文采風流，又得執名媛鄧懿之手，可謂珠聯璧合，是北平時期的周一良留在時人心目中的印象。後來遊學北美，交遊更為廣泛，其光流彩溢的形象仍得以延續。大概隻有南京史語所一年的生涯肯坐冷闆凳，雖在風流蘊藉上稍遜一籌，卻又恰是學問涵育的最好時期。遙領史語所所長的陳寅恪在周一良赴美後，據說曾深以為憾，“周君又遠适北美，書郵阻隔，商榷無從，搦管和墨不禁涕淚之泫然也。”“名父之子”的周一良看起來并不難當，而且骎然有駕而上之之勢。
二、才性：從來才大人，面目不專一？
1998年，五卷本《周一良集》出版，依次分别為《魏晉南北朝史論集》《魏晉南北朝史劄記》《佛教史與敦煌學》《日本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雜論及雜記》，從魏晉南北朝史到佛教史，再到敦煌學和日本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周一良的治學範圍不可謂不廣泛。細繹周一良的學術生涯不難發現，其學術研究在不同領域的遊弋并非齊頭并進，而是有所割裂和分歧。其佛教史的研究主要是哈佛期間的博士論文，敦煌學研究則是晚年與趙和平合作的敦煌書儀研究，而中外文化交流則是在特殊時期，盡棄前學之後的結果。可以說，周一良治學的根柢還是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上。無論是出于個人興趣的主動選擇，還是時代壓迫下的被動接受，對于自己在史學領域上的遊弋多方，周一良一方面表達了遺憾和不足，同時也流露出得意之情，他引用龔自珍的“從來才大人，面目不專一”就充分顯示了他的夫子自誇，同時又不無揶揄地引用西方的諺語“各種行業的小夥計，沒有一行是老師傅”，又顯示了他的不自信。龔自珍生當清季，那時做學問仍是傳統的路數，精深之外更求博大，而西學東漸之後的中國學界，學問的路徑已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因為學術浩瀚無邊，是以在博大之中更求精深。“從來才大人，面目不專一”的時代已經不複返了，而一變成為“如今才大人，面目自專一”了。
留學哈佛時的周一良（右一）
留學哈佛的周一良，曾一度以學習語言為職志，在原來的日語、英語之外，他又學習了梵文、拉丁文、希臘文以及法語和德語，而且在語言學習上天賦極高，甚至可以說是天縱聰明，本來對梵文“這樣在性、數、格和時上都如此變化多端的文字”一竅不通的他，一年之後就可以從容研讨，“不為分數而發愁了”。然而周一良對語言的學習，并非是用之于學術研究，而是當成“遣有涯之生”的“無益之事”，難怪在歸國以後便将這些語言能力大部分都統統歸還給老師了。
周一良雖然足稱是才子，但其實并不多才多藝，如書法上雖然經過正規的訓練，卻并未成功，而對于自幼喜歡的平劇，也不能無師自通。他曾不無遺憾地回憶說：“可惜的是，我在書法方面太缺乏天資，辜負了這種打破正常的習字程式，工夫盡管下了不少，卻沒有學好任何一種體。……平生憾事除此外還有一件，自幼喜歡平劇，卻由于天賦‘五音不全’，張口即‘荒腔走闆’，成為終生遺憾。”
在史學和語言學之外，周一良對文學的興趣與日俱增。早在寓居津門讀書期間，他就受到了文學方面的熏陶，“二哥煦良和兩個姐姐都喜歡文學，他們的到來給我啟了新文化的蒙，我開始看魯迅、沈從文的小說”；而且還培養了文言文的寫作能力，他的塾師張潞雪宗桐城派，常給周一良講桐城義法，“現在回想起來，恐怕還是得益于桐城派所主張的‘雅潔’二字，也就是要求文字幹淨利落不說廢話，把多餘的字和句盡量删掉。後來，我無論寫文言或白話文，都嚴守這一規範”。
周一良全集
他和夫妻鄧懿在學術上的共同語言并非來自曆史，而是文學。他一方面感歎鄧懿“對我的曆史專業可說是一點也不感興趣，認為曆史學枯燥無味”，一方面又不無得意地說“我對鄧懿所學的中國文學專業很感興趣，她寫的畢業論文是有關納蘭性德詞的，而我也很喜歡納蘭詞”。由此可知，周一良在赴美前對文學的興趣很深，積累也已較為豐厚，當他見到哈佛的導師葉理綏談起學習計劃時，“表示自己的文學基礎太差，燕京指定我研究比較文學不太對路”，很可能隻是一時的托詞。作為一個史學家，周一良在文學上的能力和天賦使他在撰文時毫不吃力，而且文筆流暢，耐人品讀，這恐怕是使其無論學術文字還是雜憶文字都傳于衆口的原因。
三、年壽：人固不可以無年？
對于身邊赍志而殁的飽學之士，周一良往往掬一把同情之淚，丁聲樹“要求自己非常嚴格，身為一級研究員，卻拒絕房屋等一切較好待遇。最後得病成了植物人，近十年之久，不但他專長的方言調查未能完成，他紮實的古漢語方面的成就也絲毫沒有留下”，“哈佛同學蒙思明教授，回國後在四川大學任教，‘文革’中被逼慘死”。見慣了志未及伸便零落草莽的學人，周一良的“憂在填溝壑”轉化成了對壽考的美好期望。
1989年，七十六歲的周一良在《畢竟是書生》的末尾，引用《世說新語·品藻》篇王珣哀歎父親早逝的句子“人固不可以無年”，又引“鏡中莫歎鬓毛斑，鬓到斑時也自難。多少風流年少客，被風吹上北邙山”詩句，謂“我們生此巨變、多變、善變之世，自當争取‘有年’，争取‘鬓到斑時’。法國民間諺語不是說‘誰笑得最後，誰笑得最美好’嗎？”
2000年，已享米壽的周一良在《鑽石婚雜憶》的末尾，仍然對“有年”而且是更長的“年”給予了期望。他說：“當年我曾與譚其骧、唐長孺等好友戲言，當今海峽兩岸的哲人如梁漱溟、馮友蘭、錢穆等都活到95歲，譚公當即大笑說：‘我們都争取九五之尊吧。’可惜他們兩位都沒有成功。我現在想也‘再拜陳三願’：（一）願活到九十五；（二）願病危住院不超十天一禮拜就打住；（三）願神明不衰，直到呼吸停止。”遺憾的是，當他寫下這篇文字的一年半後，便在睡夢中溘然長逝。他雖然沒有活到他期望的“九五之尊”，卻并未病危住院，更不會超過十天，當他呼吸停止的時候，雖然是在睡夢之中，卻肯定是神明不衰的。
《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周一良 著
毫無疑問，周一良是幸運的，他在經曆多年的坎坷屈辱之後，終于迎來了曙光。如果他在六七十年代就遭不測，不僅不會被平反，而且還很可能因為他的“梁效”經曆而不得翻身，正所謂“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僞複誰知？”踱入新時期的周一良，繼續他在魏晉南北朝史上的研究，繼《魏晉南北朝史論集》之後更有《魏晉南北朝史劄記》，奠定了他在中古史研究上的地位；擔任北大曆史系副主任和主任，先是輔佐鄧廣銘，标榜“硬裡子”思想，做“有力的配角”，後做系主任又樂于“無為而治”，促成考古專業獨立成系；同時作為研究所學生導師，培養了一批學富力強的弟子，傳薪有人，繼續從事曆史研究的未竟之業。
因為在學界顯赫的聲譽和地位，周一良多有出國的機會，除了晚年的私行探親或順訪，大部分出國都是官方的行為，代表着一種政治待遇，他對此也津津樂道、感懷莫名。他曾經在《鑽石婚雜憶》中細數自己的出國次數，“萊登二次，巴黎四次，巴基斯坦、摩洛哥、加納、坦尚尼亞、埃塞俄比亞各一次，日本七次，美國四次”。其中最讓周一良感到振奮的兩次，一次出訪美國，一次出訪日本，都是在八九十年代他晚年時的事。1989年美國組織編纂《國際中國善本書目》，他和顧廷龍聯袂赴美，讓他與有榮焉。
1997年，周一良最後一次出訪日本，也是他光彩的出國經曆的最後一次，是到日本大阪接受“山片蟠桃獎”，“此獎專為獎勵外國學者研究介紹日本文化有貢獻者而設，每年頒發一次，至此已14次。其中以歐美各國學者為主，美國人最多，英國次之，法、德、荷等國皆有，亞洲隻有一位南韓學者獲得過此獎，我是中國第一人”。文史學界向以老為貴，沒有引以自豪的長壽，便不可能有從容的時間撰寫回憶錄，不可能有如此多的出國機會，不可能達到這萬衆矚目的地位和高度。
對周一良來說，“有年”與盛名是須臾不可分的。反過來說，“人固不可以無年”，可謂道盡了早逝學者寂寞身後事的深層動因。
2018年6月30日于廣州
（本文選擇自《北望青山：年譜中的那一代學人》，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王京州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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