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幾個奧地利學派對米爾頓弗裡德曼進行過批評。
F. A. 哈耶克指出，米爾頓弗裡德曼基本上是一個凱恩斯主義者，因為他主要從總量的角度考慮貨币和财政問題。根據卡爾·門格的繼承人的說法，這是一個重大錯誤。它是科學主義的一種形式。聚合并不重要。産生易于觀察的類别結果的人類互動的融合才是最重要的。不是那些結果。也就是說，凱恩斯主義“宏觀”層面的結果始終取決于個人行為以及數百萬經濟參與者之間趨向和遠離理論價格均衡的趨勢。用從統計資料中獲得的量級（或者更糟糕的是，僅僅假設，形式上）從整體上對待它們，誤解了平衡力和去平衡力的流動性。讓經濟學家走上錯誤的道路。
例如，路德維希·馮·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是貨币數量論的支援者，但擔心它可能（而且經常被）過于字面化。金錢比由西蒙·紐科姆 (Simon Newcomb) 開發并由歐文·費舍爾 (Irving Fisher) 推廣（以及擴充）的熟悉方程式更棘手。該理論作為問題的簡化觀點是有道理的，但沒有正确解釋貨币價值的變化，部分原因是需求不穩定。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是方法的基本差異的表達。奧地利人一直比主流經濟學家更“主觀”。這導緻他們對數學模組化以及在總體層面上不斷思考持懷疑态度。
凱恩斯也缺乏現實的資本理論，而弗裡德曼——也許是在追随芝加哥學派早期人物弗蘭克·奈特——運作簡化的資本理論，雖然可以說比凱恩斯主義的“k”更現實，但仍然沒有那麼強大和作為各種奧地利版本的細微差别。但需要注意的是：奧地利學派和受奧地利學派影響的經濟學家從一開始就一直在與資本的複雜性作鬥争，他們之間存在很多分歧，從門格爾到維塞爾，再到歐根·馮·伯姆-巴維克，從米塞斯到哈耶克，從拉赫曼到柯茲納再到羅斯巴德。 . .從所有這些到約翰希克斯爵士，他在一代人之前提出了資本的“新奧地利理論”。
資本理論與貨币理論不無關系，例如美國邊際主義者克拉克對奧地利版本的方法之間的差異是深刻的。 . .由奧地利人。
将奧地利學派與弗裡德曼及其公司分開的貨币理論的另一個方面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發展了一種商業周期理論，強調通貨膨脹繁榮導緻通貨緊縮蕭條，并将蕭條視為“人為”繁榮的自然結果。弗裡德曼著名的貨币史（與安娜施瓦茨合着）強調了大蕭條的通貨緊縮方面，并将通貨緊縮規定為對悲劇的适當反應，将這一時期美聯儲的失敗描述為過于随意（不充分，真的）在處理通貨緊縮方面。奧地利人，例如 1937 分析銀行業和商業周期的作者（菲利普斯、麥克馬納斯和納爾遜）以及後來的默裡 N.羅斯巴德，主要将問題歸咎于通貨膨脹的初期。一個完全不同的側重點。 （不過，1937 年的分析比 Rothbard 的曆史更可靠，因為它将理論延伸到大蕭條的時間更長，并結合了三方面分析。請參閱我對自由放任圖書電子書版本的轉發。）
這種對商業周期的長期分歧已經變得相當複雜。出現了兩個有趣的發展（至少！）：（1）在奧地利人中，在哈耶克的學生維拉·史密斯（Vera Smith）的出色研究之後，一個強大的研究領域已經發展起來，即自由銀行選項； (2) 随着時間的推移，弗裡德曼和施瓦茨在貨币理論方面都變得更加“奧地利人”。 . .以及商業周期。對于前者，弗裡德曼開始意識到定義貨币是多麼困難。一個主要的奧地利主題。
但我很确定我記得哈耶克在弗裡德曼關于實證主義作為經濟學基礎的著名文章中表達了他最強烈的擔憂。一個巨大的錯誤，他想知道。請記住，哈耶克的導師米塞斯在他對經濟科學基礎的了解方面是臭名昭著的“行為學家”，是以他脫離了主流。弗裡德曼在他著名的綠色封面書中，屬于經濟學思想的主流。盡管哈耶克在這種方法論上沒有遵循米塞斯，但他仍然将弗裡德曼簡單的“實證主義”經濟學基礎視為一種科學主義，這是非常嚴重的錯誤。
而經濟學的主流長期以來一直對先驗論嗤之以鼻（行為學方法），将其視為phi理性和不科學，哈耶克的批評是，經濟學中的實證主義本身就是不科學的，因為将實體科學的某些方法視為所有領域的藍圖——實際上将程式變成了教條——允許理論家和研究人員采取科學的外衣并表面應用它們複雜的社會現實。據我所知，哈耶克反對行動學方法，因為它太簡單了。他拒絕了實證主義的方法，因為它更簡單，如果方向不同的話。
除此之外，奧地利學派和弗裡德曼學派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在很多方面都達成了一緻。
哦，我應該提到大衛·D·弗裡德曼（David D. Friedman）在《隐藏秩序》的早期就以常識的方式非常幹練地捍衛了他父親的實證主義方法。我強烈推薦閱讀那本書。特别是作為對過度閱讀奧地利方法論的平衡。
我自己對經濟學家在經濟學方法上的懷疑：他們在做經濟學時通常會誤解他們在做什麼。我認為，米塞斯和弗裡德曼都是如此。兩人的觀點都離批判得中心太遠了。約翰希克斯爵士謙遜的方法讓我覺得更容易辯護。但這隻是局外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