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奥地利学派对米尔顿弗里德曼进行过批评。
F. A. 哈耶克指出，米尔顿弗里德曼基本上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因为他主要从总量的角度考虑货币和财政问题。根据卡尔·门格的继承人的说法，这是一个重大错误。它是科学主义的一种形式。聚合并不重要。产生易于观察的类别结果的人类互动的融合才是最重要的。不是那些结果。也就是说，凯恩斯主义“宏观”层面的结果始终取决于个人行为以及数百万经济参与者之间趋向和远离理论价格均衡的趋势。用从统计数据中获得的量级（或者更糟糕的是，仅仅假设，形式上）从整体上对待它们，误解了平衡力和去平衡力的流动性。让经济学家走上错误的道路。
例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是货币数量论的支持者，但担心它可能（而且经常被）过于字面化。金钱比由西蒙·纽科姆 (Simon Newcomb) 开发并由欧文·费舍尔 (Irving Fisher) 推广（以及扩展）的熟悉方程式更棘手。该理论作为问题的简化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没有正确解释货币价值的变化，部分原因是需求不稳定。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是方法的基本差异的表达。奥地利人一直比主流经济学家更“主观”。这导致他们对数学建模以及在总体层面上不断思考持怀疑态度。
凯恩斯也缺乏现实的资本理论，而弗里德曼——也许是在追随芝加哥学派早期人物弗兰克·奈特——运行简化的资本理论，虽然可以说比凯恩斯主义的“k”更现实，但仍然没有那么强大和作为各种奥地利版本的细微差别。但需要注意的是：奥地利学派和受奥地利学派影响的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一直在与资本的复杂性作斗争，他们之间存在很多分歧，从门格尔到维塞尔，再到欧根·冯·伯姆-巴维克，从米塞斯到哈耶克，从拉赫曼到柯兹纳再到罗斯巴德。 . .从所有这些到约翰希克斯爵士，他在一代人之前提出了资本的“新奥地利理论”。
资本理论与货币理论不无关系，例如美国边际主义者克拉克对奥地利版本的方法之间的差异是深刻的。 . .由奥地利人。
将奥地利学派与弗里德曼及其公司分开的货币理论的另一个方面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了一种商业周期理论，强调通货膨胀繁荣导致通货紧缩萧条，并将萧条视为“人为”繁荣的自然结果。弗里德曼著名的货币史（与安娜施瓦茨合着）强调了大萧条的通货紧缩方面，并将通货紧缩规定为对悲剧的适当反应，将这一时期美联储的失败描述为过于随意（不充分，真的）在处理通货紧缩方面。奥地利人，例如 1937 分析银行业和商业周期的作者（菲利普斯、麦克马纳斯和纳尔逊）以及后来的默里 N.罗斯巴德，主要将问题归咎于通货膨胀的初期。一个完全不同的侧重点。 （不过，1937 年的分析比 Rothbard 的历史更可靠，因为它将理论延伸到大萧条的时间更长，并结合了三方面分析。请参阅我对自由放任图书电子书版本的转发。）
这种对商业周期的长期分歧已经变得相当复杂。出现了两个有趣的发展（至少！）：（1）在奥地利人中，在哈耶克的学生维拉·史密斯（Vera Smith）的出色研究之后，一个强大的研究领域已经发展起来，即自由银行选项； (2) 随着时间的推移，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货币理论方面都变得更加“奥地利人”。 . .以及商业周期。对于前者，弗里德曼开始意识到定义货币是多么困难。一个主要的奥地利主题。
但我很确定我记得哈耶克在弗里德曼关于实证主义作为经济学基础的著名文章中表达了他最强烈的担忧。一个巨大的错误，他想知道。请记住，哈耶克的导师米塞斯在他对经济科学基础的理解方面是臭名昭著的“行为学家”，因此他脱离了主流。弗里德曼在他著名的绿色封面书中，属于经济学思想的主流。尽管哈耶克在这种方法论上没有遵循米塞斯，但他仍然将弗里德曼简单的“实证主义”经济学基础视为一种科学主义，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而经济学的主流长期以来一直对先验论嗤之以鼻（行为学方法），将其视为phi理性和不科学，哈耶克的批评是，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因为将物理科学的某些方法视为所有领域的蓝图——实际上将程序变成了教条——允许理论家和研究人员采取科学的外衣并表面应用它们复杂的社会现实。据我所知，哈耶克反对行动学方法，因为它太简单了。他拒绝了实证主义的方法，因为它更简单，如果方向不同的话。
除此之外，奥地利学派和弗里德曼学派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在很多方面都达成了一致。
哦，我应该提到大卫·D·弗里德曼（David D. Friedman）在《隐藏秩序》的早期就以常识的方式非常干练地捍卫了他父亲的实证主义方法。我强烈推荐阅读那本书。特别是作为对过度阅读奥地利方法论的平衡。
我自己对经济学家在经济学方法上的怀疑：他们在做经济学时通常会误解他们在做什么。我认为，米塞斯和弗里德曼都是如此。两人的观点都离批判得中心太远了。约翰希克斯爵士谦逊的方法让我觉得更容易辩护。但这只是局外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