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陳佳靖
編輯 | 黃月
2019年11月，位于北京東四環與東五環之間的公租房項目“燕保·百灣家園”建設完成。該項目由MAD建築事務所創始人、建築師馬岩松設計，原本采用開放式街區設計理念，不設立圍牆，但随着近兩年居民陸續入住，有關社群是應該開放還是封閉出現了新的争議。一些居民擔心社群開放會帶來安全隐患，是以在不久前，社群的其中一個入口又增設了一道圍欄，以便于人群的出入管理。
事實上，開放式小區早已不是新鮮事。 2016年，國務院釋出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幹意見》指出，“建立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機關大院要逐漸打開，實作内部道路公共化。”這一說法一度引發熱議。誠然，封閉式小區的圍牆和大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社群居民與外界區隔，保護居民的生命和财産安全，在新冠疫情期間，這道實體上的防線也變得格外關鍵。但圍牆真的是解決安全問題的最佳方式嗎？它提供的究竟是安全還是心理上的安全感？
界面文化曾報道過，2018年深圳某封閉小區内的公租房因一批自閉症兒童家庭入住引發了其他高檔商品房業主的強烈抗議，理由同樣是對安全的擔憂。值得一提的是，進入輿論的公租房雖與高檔商品房同在一個小區，兩者卻有一牆之隔，并各自獨立管理。像這樣的牆在中國當下的社會住宅中仍然普遍存在，它不僅存在于實體空間，可能也深植于人們的内心世界。
相比公共建築的設計，公租房也為建築師帶來了新的挑戰。作為保障性住房，公租房面向的是城鎮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及外來務勞工員，小戶型、高密度是這類住房的特點，為的是讓更多人有房住，而建築師需要考慮如何讓人們住得更好。在馬岩松看來，保障性住房不僅關乎房子本身，更關乎社會公平與生活尊嚴。在日前舉辦的“新住宅”建築展覽釋出會上，馬岩松回顧了燕保·百灣家園項目的建築理念和現實挑戰，并與幾位嘉賓探讨了中國社會住宅普遍存在的問題，以及建築師在推動理想社群與社會住宅多樣化的程序中發揮的作用。
<h3>一些人想要和外界隔開，是認為自己和别人不一樣</h3>
中國的現代住宅區規劃始于1950年代的計劃經濟時期。受到了前蘇聯“微型住區”的影響，尺度大且封閉的“機關大院”成為了中國城市居住的基本形式，大院的模式也延續至今。在北京，絕大部分社群都是封閉的，人們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但馬岩松認為這并不是理想的居住模式，因為它無形中将人與人區隔開來了。“每個小區都封起來以後，這城市莫名其妙減少一半，很多地方你根本就不知道它裡面有什麼，（不知道）它的精彩以及裡面的人。”
在設計公租房項目前，馬岩松也參觀過一些其他的社會保障房項目，他發現，這類住房往往位置偏遠，用牆包圍起來，周圍全是荒地，讓人感覺如同監獄一樣。它們看似提供了居住空間，但裡面的居民難以感到自己是被社會、被城市接納的一員。事實上，每一個社群都可以成為城市的一部分，這也是為什麼他決定将項目設計為開放社群，也就是将社群的圍牆打開，引入城市道路。其首層臨街空間作為生活服務配套，可引入便利店、咖啡店、書店、養老機構等一系列豐富的功能，使社群生活融入城市；二層的屋頂形成社群花園，并通過廊橋将每個地塊的花園連接配接成一個整體，使社群内部的健身房、劇場、農場等不同空間功能串聯在一起，讓人們有機會在其中交往和互動。
據悉，項目的房源總數為4000套，目前入住率已超七成。對于開放式社群的理念，并非所有居民都能認同。馬岩松就曾聽到有人抱怨：小區的牆拆了，安全怎麼保障？小偷進來偷東西誰來賠？在他看來，這樣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反映的不是建築的問題，而是人們觀念上的不同。尤其在北京，一些人想要和外界隔開，實際上是認為自己和别人不一樣。如今讨論社會保障房的意義就在于建築師不僅需要為居民提供住房，還要盡量營造人們對社群和城市的歸屬感，提供一種新的社會生活和居住理想。
建築學研究者唐克揚指出，人們對開放社群有所顧慮與中國曆史上的社群傳統和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集體慣性有關。以北京為例，不僅僅是建國以來，從曆史上看，北京的傳統社群也都是不開放的。居住在胡同的人們雖然有着豐富的鄰裡生活，但胡同本身不屬于開放的社群，它的兩端都設有栅欄。是以，中國的文化決定了我們對社群的了解和習慣，這些觀念很難在短時間内改變，另一方面，現代人也比過去更加注重隐私。但唐克揚認為私密與公共并非1與0的對立關系，我們需要突破二進制思路去看待這個問題。正如在該項目中，建築師采取的一些空間設計實際上既保證了居民在住所内的獨立性，同時又在外部的視覺上讓不同空間的人互相可見。在保有私密性的同時允許一定的幹擾（比如外部的車輛從社群穿過），或許可以為建立更豐富的社群内容提供一種新的可能性。
在MAD建築事務所合夥人黨群看來，建築師對于私密性與公共性的認識也展現在如何處理建築的規範邊界這一問題上。比如在綠化率方面，國家對于較高密度的保障性住房的要求是30%-40%，而燕保·百灣家園的綠化率達到了47%。這一數字實際上是折算後的結果——在綠化面積最多的二層平台，很多綠地和植被與首層地面的綠化是重合的，相當于把一塊地使用了兩次——如果将地面的綠化、平台的綠化、立體的綠化都算上，整個小區的綠化率幾乎到達了100%。這已經超出了我們對綠化邊界的慣常了解，它甚至不是實體的邊界，也不是法律的邊界。從這個角度看，小區的開放以及其他規範性的問題也是同樣，建築師需要從設計上去思考“邊界何在”以及是否可能在空間上、環境上、思想上超越邊界。
<h3>同質化的環境會造成非人性的空間</h3>
随着改革開放，90年代的住宅商品化浪潮推動住宅成為了批量化生産的定制商品。馬岩松表示，所謂的“千城一面”基本上就是商品房造成的。我們會發現，各個城市的空間規劃差不多，每個人所處的環境、所生活的房子内部的格局也都大同小異。“如果我們相信環境造就人，環境造就我們的社會生活，那這種同質化的環境就會造成同質化的、非人性的空間——我們無法在這種空間裡說出一個人與别人的差別在哪兒。”馬岩松曾用“種樓”來形容中國社會住宅規劃模式的單一化，大量的住宅隻是在平面上進行重複，重複“種”幾層取決于限高多少，這樣一棟一棟地把地方占滿，住宅就變成了商品。
黨群也認為，單一化是目前中國社會住宅最大的問題。當房産變成一種商品時，人們讨論的重點就變成了大批量生産、最低成本的問題，也就是反複性的問題。“千城一面不光是（建築）形式上的千城一面，更多的是大家都是一樣的生活方式……這種大批量生産重複的不僅僅是物質，而且規範了我們幾乎所有人——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甚至下一代人——未來将成為什麼樣的人，因為我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完全是一樣的，這不僅僅是實體空間或建築的問題。”
與公共項目和城市标志性建築相比，公租房更追求效率、功能性和實用性。小戶型、高密度是設計的前提，同時，公租房還在住宅産業化、設計标準化、建築形态等方面有諸多要求。長期以來，人們認為保障性住房隻需滿足最基本的居住條件即可，但馬岩松更希望将社群感和人的個性也在同一個住宅空間裡展現出來，改變大衆對居住的認知。
以此次的項目為例，其建築平面呈Y字形，頂層退台式的設計又讓建築群形成高低錯落的“山”形，打破了傳統住宅樓“排排坐”的單調模式，豐富了城市天際線。樓與樓的連接配接組成半圍合式空間，給人帶來一種歸屬感。這種三岔式的樓型還起到了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通過将走廊設定在北側，避免了正北戶型，讓每個戶型都有陽光照射的可能。馬岩松将之稱為“陽光權”：陽光面前，人人平等。
馬岩松還提到，在歐洲和日本，很多有影響力的建築師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住宅，相比之下，中國的建築師涉及住宅很少，幾乎沒有什麼代表作。其中一個很大的誤區是，一些人認為開發商知道住宅是什麼樣、市場是什麼樣，是以不需要建築師。“如果建築師認為建築可以改良社會，可以提供更好的生活環境，我覺得應該積極地參與到一些實踐當中。”除了建築師不斷地回訪實踐結果并不斷完善設計，社群的資金、營運、管理等方面的投入以及政府政策上的支援或許更為重要，很多設計能否起到激活社群氛圍、推動社會住宅多樣化的作用，還有待時間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