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陽古城遺址位于阜陽市西北部颍泉區中北社群中市街道辦事處古城村，東北邊為颍河曲彎與茨河交彙處，東南為海孜村，西邊為甯老莊鎮，泉河在其南邊靜靜流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與文獻中記載的周朝通往淮水必經要地妢胡古國以及楚考烈王徙都于阜陽北部、茨河左岸的钜陽城均有吻合之處。該遺址為一處（縣）市級文物保護機關，根據我們4月初組織人員進行區域系統調查并結合中國文物地圖集和三普相關資料結果，該遺址分布面積為470萬平方米，核心區面積約為150萬平方米。
2020年4月，經國家文物局準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古城遺址配合引江濟淮工程進行考古發掘工作。發掘區位于施工涉及的長900米、寬58米的工程紅線範圍内，以008鄉道為界，将發掘區劃分為南北兩部分，發掘面積共計1078.76平方米。南部遺址區目前一共布設5個探方（10*10米），分别為T1230、T1231、T1330、T1331。南區和北區共發掘墓葬46座，灰坑41個，其中殉狗，殉牛祭祀坑兩個，建築散水遺迹兩處，陶窯三處，竈一處，夯土遺迹兩處，陶禮器陪葬坑一處，車馬坑一處。發現有仰韶、大汶口、龍山、商周、戰漢、唐宋、明清時期的遺存，共出土标本716件，延續時間長，年代跨度大，分布範圍廣。
其中明墓2處，宋墓6處，唐墓3處，漢墓21處，戰國時期墓葬3處，西周時期墓葬9處，其中M35和M44為大型甲字型豎穴土坑墓，儲存完整，沒有盜洞。M21出土了大量彩繪陶俑，彩繪馬。M8出土彩繪漆棺一具，儲存較完整。M9、M24、M27出土有成組銅器，為鼎、盉、敦、壺、盤、鏟等組合，同時出土了谷紋玉璧、玉觹、蜻蜓眼、象牙韘、犀角六博棋、鹿角俑、銅帶鈎、水晶琀、琉璃珠等大量珍貴文物，大緻時代為戰國中期。M24和M27北部發現一處陶禮器陪葬坑。M34南部發現一處車馬坑。車馬坑西邊為甲字型大墓M35和M44，南北向，并行排列。
第一層為耕土層，距地表0.3-0.45m，第二層為黃沙層，厚約0.35-0.45m，第三層為淺黃褐淤泥層，厚約0.45-0.55m，第二層和第三層為黃泛層，初步推測可能系1938年花園口決口形成。遺址南區黃泛層較薄，北區黃泛層較厚。最晚的文化層為第四層，深灰色，土質疏松，厚約0.45-0.6m，第五層為淺黃灰色，土質較硬，夾燒土顆粒，厚約0.5-0.65m，第六層為淺紅褐色土，厚約0.5-0.65m,第七層為灰土，厚約0.55-0.6m，第八層可能為最早一次黃泛層，厚約1.9m,第九層灰土，厚約0.6m,第十層為黃土，厚約0.55m,第十一層綠土厚約0.5m,第十一層為夾灰錳顆粒黃褐色生土，距地表7.5m。
阜陽緊鄰中原地區，受商文化影響十分強烈，也是商人經略東方的途經之路[3]，史書記載阜陽地區為西周“胡國”的所在地[4][5]，《索隐》：“索隐宗胡，邑名。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預雲‘汝陰縣北有故胡城’。《太平寰宇記十一卷河南道》：“‘《春秋昭公四年》：楚子、胡子伐吳。’杜預注：‘胡國，汝陰胡城是也。’”[6]。古城遺址采集所得的遺物中有相當數量的西周時期風格的遺物，安徽地區兩周時期墓葬在古城遺址第一次如此大量且集中的出現，标志着該區域與文獻記載的“胡國”應有一定的關聯。遺物的年代跨度較大，發現器物種類較多，遺物的分布有一定規律，這一現象可能反映了繼早期先民于此活動後，這一地區在後期應有一定數量的人群活動，且在這一區域可能有固定的功能性劃分。而這一功能性劃分的範圍是沿用先前的城市規劃，還是後來采用的後期城市規劃方式目前尚不知曉。随着12鼎陶禮器坑、車馬坑、高等級甲字型大墓的出土，表明古城遺址在兩周時期曾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由于它地處中原地區與東方的樞紐，繼續開展對古城遺址的考古和研究工作将有助于我們了解這一地區曆史演進、城市規劃布局和功能演化，對進一步探索中原地區與東部地區的關系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2021年3月15日至17日，國家文物局組織工作組赴現場檢查安徽省阜陽古城遺址考古發掘項目情況。經查，2020年4月至12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阜陽古城遺址考古發掘過程中，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長期不在考古工地，現場發掘人員擅自變更考古發掘計劃，動用大型機械挖掘破壞文物。國家文物局及時向安徽省文化和旅遊廳、文物局回報了檢查情況，責成加強考古管理、嚴肅追責問責，強化文物安全。
阜陽古城遺址違規發掘事件暴露出的考古項目組織管理混亂、危害文物安全等問題，性質嚴重，影響十分惡劣。各地文物行政部門、考古發掘資質機關應深刻吸取教訓，引以為戒，舉一反三，采取有效措施切實加強考古管理，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確定文物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