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古城遗址位于阜阳市西北部颍泉区中北社区中市街道办事处古城村，东北边为颍河曲弯与茨河交汇处，东南为海孜村，西边为宁老庄镇，泉河在其南边静静流过，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文献中记载的周朝通往淮水必经要地妢胡古国以及楚考烈王徙都于阜阳北部、茨河左岸的钜阳城均有吻合之处。该遗址为一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根据我们4月初组织人员进行区域系统调查并结合中国文物地图集和三普相关资料结果，该遗址分布面积为470万平方米，核心区面积约为150万平方米。
2020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古城遗址配合引江济淮工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区位于施工涉及的长900米、宽58米的工程红线范围内，以008乡道为界，将发掘区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发掘面积共计1078.76平方米。南部遗址区目前一共布设5个探方（10*10米），分别为T1230、T1231、T1330、T1331。南区和北区共发掘墓葬46座，灰坑41个，其中殉狗，殉牛祭祀坑两个，建筑散水遗迹两处，陶窑三处，灶一处，夯土遗迹两处，陶礼器陪葬坑一处，车马坑一处。发现有仰韶、大汶口、龙山、商周、战汉、唐宋、明清时期的遗存，共出土标本716件，延续时间长，年代跨度大，分布范围广。
其中明墓2处，宋墓6处，唐墓3处，汉墓21处，战国时期墓葬3处，西周时期墓葬9处，其中M35和M44为大型甲字型竖穴土坑墓，保存完整，没有盗洞。M21出土了大量彩绘陶俑，彩绘马。M8出土彩绘漆棺一具，保存较完整。M9、M24、M27出土有成组铜器，为鼎、盉、敦、壶、盘、铲等组合，同时出土了谷纹玉璧、玉觹、蜻蜓眼、象牙韘、犀角六博棋、鹿角俑、铜带钩、水晶琀、琉璃珠等大量珍贵文物，大致时代为战国中期。M24和M27北部发现一处陶礼器陪葬坑。M34南部发现一处车马坑。车马坑西边为甲字型大墓M35和M44，南北向，并行排列。
第一层为耕土层，距地表0.3-0.45m，第二层为黄沙层，厚约0.35-0.45m，第三层为浅黄褐淤泥层，厚约0.45-0.55m，第二层和第三层为黄泛层，初步推测可能系1938年花园口决口形成。遗址南区黄泛层较薄，北区黄泛层较厚。最晚的文化层为第四层，深灰色，土质疏松，厚约0.45-0.6m，第五层为浅黄灰色，土质较硬，夹烧土颗粒，厚约0.5-0.65m，第六层为浅红褐色土，厚约0.5-0.65m,第七层为灰土，厚约0.55-0.6m，第八层可能为最早一次黄泛层，厚约1.9m,第九层灰土，厚约0.6m,第十层为黄土，厚约0.55m,第十一层绿土厚约0.5m,第十一层为夹灰锰颗粒黄褐色生土，距地表7.5m。
阜阳紧邻中原地区，受商文化影响十分强烈，也是商人经略东方的途经之路[3]，史书记载阜阳地区为西周“胡国”的所在地[4][5]，《索隐》：“索隐宗胡，邑名。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预云‘汝阴县北有故胡城’。《太平寰宇记十一卷河南道》：“‘《春秋昭公四年》：楚子、胡子伐吴。’杜预注：‘胡国，汝阴胡城是也。’”[6]。古城遗址采集所得的遗物中有相当数量的西周时期风格的遗物，安徽地区两周时期墓葬在古城遗址第一次如此大量且集中的出现，标志着该区域与文献记载的“胡国”应有一定的关联。遗物的年代跨度较大，发现器物种类较多，遗物的分布有一定规律，这一现象可能反映了继早期先民于此活动后，这一地区在后期应有一定数量的人群活动，且在这一区域可能有固定的功能性划分。而这一功能性划分的范围是沿用先前的城市规划，还是后来采用的后期城市规划方式目前尚不知晓。随着12鼎陶礼器坑、车马坑、高等级甲字型大墓的出土，表明古城遗址在两周时期曾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它地处中原地区与东方的枢纽，继续开展对古城遗址的考古和研究工作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地区历史演进、城市规划布局和功能演化，对进一步探索中原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关系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021年3月15日至17日，国家文物局组织工作组赴现场检查安徽省阜阳古城遗址考古发掘项目情况。经查，2020年4月至12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阜阳古城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长期不在考古工地，现场发掘人员擅自变更考古发掘计划，动用大型机械挖掘破坏文物。国家文物局及时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反馈了检查情况，责成加强考古管理、严肃追责问责，强化文物安全。
阜阳古城遗址违规发掘事件暴露出的考古项目组织管理混乱、危害文物安全等问题，性质严重，影响十分恶劣。各地文物行政部门、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应深刻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考古管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确保文物安全。